秦始皇的关外行宫、曹操高陵、隋炀帝墓、邓世昌指挥的致远舰……近年来，随着考古手段科技化程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和我们在书上打过照面”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纷纷从地底、水下“走”了出来，像明星走红地毯一样，引得人们兴奋到尖叫。

　　公众兴奋是因为真实考古比《寻龙诀》更刺激，虽然不比屏幕上“摸金校尉”在古墓里飞来飞去，但“走”出来的每个腕儿都大名鼎鼎。除了满足人们好奇，还引领人们访古探幽寻宝猎奇，甚至不排除极个别人盗挖盗掘地下交易，上演真实版的《盗墓笔记》。

　　地方政府兴奋是因为招商引资又多了一块招牌，旅游开发又多了一笔资产，建设文物大省又多了一个筹码。为此，个别地方不惜为争名人故里大打口水仗，为争帝王陵而罔顾史实甚至故意夸大其词。

　　有考古学家直言不讳地指出：“目前我们的考古就是‘双抢’，一是和开发商抢，一是和盗墓贼抢。”和盗墓贼抢文物的历史由来已久，随着盗墓手段的集团化、智能化和专业化，和盗墓贼的抢夺还会加剧；和开发商抢文物的情况分两种：一种情况是不入地方政府“法眼”的文物，很难躲开开发商的推土机；另一种入了地方政府“法眼”的文物，政府希望它马上变成摇钱树，以旅游开发为名的规划和建设更具破坏力。

　　《文物保护法》1982年出炉，其间又经过两次“缝缝补补”，面对猖獗的盗挖和“笼子外”的“权力老虎”，依然显得牙齿不尖。直到如今，文物保护的队伍仍然小、散，文物保护的体制仍然权责分离各自为政，正规的考古经常是跟在盗墓贼后面“虎口夺食”。

　　文物是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遗留下来的遗物、遗迹。之所以称其为“宝”，首先在于其蕴含着无形的历史文化价值，其次才是作为实体的“物”。任何单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开发都是对文物的轻贱和亵渎。尤其在科技考古已发展到看见地球每一根“筋骨”的今天，任何一次目的不纯的情绪冲动都可能给文物带来灭顶之灾。

　　为此，“保护第一、抢救第一”“能不挖则不挖、能少挖尽量少挖”一直是中国考古人的共识和坚定不移的既定政策。因为，任何一次地下文物挖掘，都不可避免造成对文物本体及周边环境的损害。

　　其实，躺在水下、睡在墓中的也是文物，文物大省未必非得是文物挖掘大省。馆藏多少文物不算能耐，在地底、水下保护多少文物不受破坏才算本事。问题的悖论在于，不挖出来就没法丰富馆藏，不挖出来就没有观赏性。

　　相对于考古发掘的立竿见影，文物保护是一项耗时、费力、花钱的事，不仅需要地方政府有“功成不必在我”的胸襟及为子孙后代造福的执政理念，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及贯彻落实。除了把文物保护纳入绩效考核目标，还要建立完善文物违法行为责任追究和监督机制。

　　各级文物主管部门在诸如“十大考古发现”之类的评选中，也应当避免以“挖掘”论英雄，把考古的纯洁性和发掘的科学性结合起来，提倡不动铲子的挖掘、无损挖掘。只有上下齐心、全员戮力，珍贵的文物才会不被惊扰，子孙才有机会看到“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