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定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以及真善美合一的境界追求

　　冯契先生整合了工具的合理性与价值的合理性。他指出：“在精神价值领域里，同人的精神力量知、意、情相联系着，有真、善、美价值的创造，体现在科学、道德、艺术等文化成果中。文化的价值都具有两重性：一方面是为了增进人类的利益而有功利性，因而具有工具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们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显现，人在其中能获得精神的满足，所以本身即是目的，因而具有内在价值。人在鉴赏艺术与自然美中有美感和愉快，在与人为善的德行中有幸福感，以至智慧的灵感给人以激动和超脱感等，也都可说是欢乐，但这同平常说的‘利，所得而喜也’的快乐具有不同的性质。这种乐趣，确是不计利害，无所为而为的。”

　　冯先生认为，价值的创造就是化理想为现实的活动，反映现实可能性的概念和人的本质需要相结合而成为人的活动的目的。人只要一贯地坚持理想、信念，习之既久，成为自然，感到天道和性是统一的，天道仿佛是我的理性所固有的，这才真正成为自由的德性。

　　关于“德性自证”，他仍然是在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基础上阐发的。他指出：德性自证的前提是对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的辩证综合；德性自证的过程并非只是主观的体验，而有其客观表现，即凝道而成德、显性以弘道的过程。同时他肯定德性之智就是在德性的自证中体认了道（天道、人道、认识过程之道），这种自证是精神的“自明、自主、自得”，即主体在反观中自知其明觉的理性，同时有自主而坚定的意志，而且还因情感的升华而有自得的情操。这样便有了知、意、情等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这就是自由的德性。而有了自由的德性，就意识到我与天道为一，意识到我具有一种“足乎己无待于外”的真诚的充实感，我就在相对、有限之中体认到了绝对、无限的东西，即达到了本体的理境。

　　冯先生的智慧之境是通过实践即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达成的。他的智慧说三篇的落脚点是全面发展的自由人格。他指出：“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与圣贤人格不同，他提倡平民化的自由人格，即平民的个性发展，“理论化为理想，化为信念，成为人的德性，那也一定成为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品格”。

　　冯先生由知识到智慧之境的飞跃，是通过自由劳动即自由的感性活动来辩证统合自然原则与人道原则的，又通过认识与实践的辩证过程，包括理性直觉、德性自证的过程，发展人的理性与非理性，统合自由个性与集体精神，奔向个性解放和大同境界的理想目标。因此，冯先生超名言之域的达成过程同时又是生活实践中人的全面发展与平民化的理想人格的实现过程。其理性直觉、思辨综合、德性自证都是社会实践、文化创造和人性全面自由发展的诸环节。

　　对从先秦到近代的中国哲学史作了全面梳理与深度分析，对中国哲学的特质提出了诸多独到见解

　　改革开放初期，冯先生在哲学史方法论与中国哲学史的规律探索上开风气之先，他批评教条主义与“左”的方法对中国哲学研究的伤害，对哲学史的定义作了新的概括，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方法特别是认识辩证法发掘与诠释史料，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作了深刻探讨。

　　冯先生用天道观、认识论、逻辑学的三分，把中国哲学史上的天人、有无、理气之辩，名实、形神、言意、知行之辩，坚白、同异之辩及逻辑范畴“类”“故”“理”的讨论串联起来，具体考察了哲学史上的认识矛盾及哲学形态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的重大特点是：较早地发展了辩证的自然观和辩证逻辑，对逻辑思维能否把握宇宙发展法则这个认识论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与多方面考察；认识论深化为德性修养，培养人格，实现自由，追求真善美的统一；认识理论转化为科学方法，观象穷理，强调科学与哲学的联盟。

　　冯先生深度考察了中国哲学在逻辑学和自然观上的特点，在人的自由问题上的特点等。他发掘了孔子“仁智统一”学说，认为隐含着人道（仁爱）原则和理性原则的一致，真正的道德基于理性的自觉，认识过程也就是德性培养过程，而学思结合，言行一致，使人的美德随之被培养起来。以后，中国哲人多从“天人”关系来探讨人的自由问题，使认识论问题与伦理学、美学相联系，即通过处理好己与物、人与自然的关系，而在道德实践或审美活动中获得自由。儒家文艺理论上的“言志”说和庄子“庖丁解牛”等寓言中的“技”进于“道”而获得自由的描述，触及了艺术创造的规律性，成为中国美学史上意境理论的滥觞。冯先生对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特点与成因、主要范畴、论争及理论成果作了精辟的分析，对以“古今中西”之争为背景的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与理论成果作了深入地探讨，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影响深远。

　　此外，冯先生对中国辩证法的洞悉与揭示，驳斥了黑格尔等人关于中国哲学的浮泛之论，强调了我国传统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和独特贡献。

　　（作者单位：贵阳孔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