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普法：讲读律令－文史纵横－理论频道

联系我们邮箱登录通行证登录网站地图

设为首页加入收藏

当前位置：中工网－理论频道－文史纵横－正文

理论关键词投稿

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和谐劳动关系十七届六中全会十二五和谐社会学习型政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马克思主义

古代的普法：讲读律令

//m.auribault.com 2015-01-12 来源：北京日报

分享到：

　　帝制中国虽是人治社会，但在法律宣讲上，措施颇为得当——

　　从明朝开始，在国家的基本法典《大明律》里，就专门设立了“讲读律令”的条文；在《大清律例》中，亦有同样的条文。此外，明太祖还颁行了《大诰》和《教民榜文》等，供人学习和了解。再者，读书人不仅要读《大明律》、《大诰》以及《教民榜文》等，而且科举考试也会考到相关法律。最后，在民间社会的乡饮酒礼上，还要宣讲皇帝的“六条”圣谕（语录）和相关法律。

　　必须指出，朱元璋之所以热衷于法律宣传，实际上并不是要依法保障臣民的权利，而是使他们成为匍匐在皇帝权力与淫威下的“顺民”，即遵守法律。俗谚“大明律当衣穿，一身是罪”，即生动地表达了这一意图。换言之，臣民熟悉法律，不去犯罪，即可远离法律，它与保护权利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在这种语境中，如果臣民“权利”得到了些许保护，那是“意图之外”的反射效果，而非推行这一制度的内在意图。

　　到了清朝，康熙九年，皇帝扩展了顺治九年的六条圣谕，搞出了十六条，可谓面面俱到，将统治者希望老百姓遵守的行为规范或道德训诫予以详尽开列，以便民众遵而行之；到了雍正二年，皇帝还担心老百姓看不懂、不理解，又写了注解，使其变成了一万字的讲解文本，叫作《圣谕广训》。毋庸置疑，圣谕和附载的广训，表达了统治者对于帝国秩序的美好理想与崇高愿景。因此，它就成了全国官民人等必须“常常讲、月月读”的最高信条。

　　为了宣传圣谕和附载的《圣谕广训》，官方还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措施：

　　其一，在官府倡导并且参与的基层社会的乡约集会（通常是每月“朔望”各举办一次）中，即有宣讲《圣谕广训》的环节。乡约活动的参与者，基本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至于这一活动的主持者，就比较复杂了，有时候是当地的州县牧令，有时候是地方上的读书人，有时候是乡约，甚至还有从外地聘请来的职业宣讲高手。及至乾隆时期，在乡约集会时宣讲《圣谕广训》已经非常普遍，因为那是强制性的要求；据说，当时全国已有乡约多达二万余处。

　　其二，为了让老百姓理解《圣谕广训》的精神，有些地方官员还专门编写了讲稿，不但在每条圣谕下节录了相关的律例、故事以及案例，而且力求写得通俗易懂；不仅措辞恳切，而且婆婆妈妈，以使老百姓通晓明了。有时，光是白话文还不算，更有用当地俚语来编写的讲稿，在地方人士编写的讲稿中，这种情形比较突出。例如，在广东宣讲《圣谕广训》的讲稿，就用粤语来写。实际上，也有被翻译成满文、蒙文之类的文本，因为那样的话，就可以在这些地区进行宣传和推广了。可以说，它构成了一整套宣讲《圣谕广训》的体系。

　　其三，清代老百姓的识字率不太高，因为教育不像现在这么普及。据说，当时的识字率大约在20%；妇女的识字率更低，估计不会超过10%.就此而言，宣传《圣谕广训》的讲稿写得再通俗，妇孺还是看不懂，怎么办呢？于是乎，有人就想出了办法，给圣谕配插图，以使妇孺能看，也方便识字者讲解。也就是说，妇孺看了插图，如果不懂的话，就会问识字者：这幅画里讲了什么？然后，识字者就可以解释给她们听。因此，给圣谕配上图像，既是为了便于传播皇帝的圣谕，也是为了便于宣传法律。例如，早在康熙年间，安徽省繁昌县的知县梁延年，每逢朔望之日召集士绅、百姓讲解圣谕，还给圣谕配了插图，即《圣谕像解》，受到了汀南总督和安徽巡抚的表彰，并上奏朝廷。

　　其四，不断宣讲《圣谕广训》，时间一久，难免令人腻味生厌。故而，设法“吸引”听众，乃是每一个宣讲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在宣讲《圣谕广训》的实践中，一些民间作者以故事小说来演绎圣谕，其中还穿插了宗教报应的内容，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例如，晚清岭南著名的宣讲圣谕的作者邵彬儒，就编写了很多小说意味浓厚的讲稿，诸如《谏果回味》、《吉祥花》以及《俗话倾谈》等；其中，不乏宗教报应的内容。足见，以通俗化、故事化与宗教化的方式来演绎《圣谕广训》，无疑是吸引眼球的一个举措。宗教故事里的善恶报应，作为劝谕乡愚妇孺的手段，往往要比道德教条来得有效。汪辉祖在《学治臆说》卷下《敬土神》中说：“盖庸人妇?，多不畏官法而畏神诛，且畏土神甚于畏庙祀之神。神不自灵，灵于事神者之心，即其畏神之一念，司土者为之扩而充之，俾知迁善改过，讵非神道设教之意乎？”

　　其五，在科举考试时，考生必须默写皇帝的圣谕。例如，钟毓龙在《科场回忆录》里写过一则故事，说是清代科考必须默写《圣谕广训》的某些条目，以检验考生平时是否熟读牢记。钟毓龙推测说：“当其初行时，想必人人熟读，然至余考时，则何尝熟读，并其书亦未之知。”结果，唯有夹带抄袭，交卷了事。实际上，宣讲《圣谕广训》同样逃不脱被地方官与老百姓“虚应故事”的命运。

　　综上，从终极意义上来讲，帝制中国是一个人治社会。然而，为了确保官僚机构的有效运作，为了避免官僚的滥权行为，为了维持民间社会的礼法秩序，皇帝和官僚对于法律宣传很是重视，并采取了多种措施。但宣传法律的意图，乃是希望臣民守法。至于皇帝本身，则不受礼法的严格约束。（作者为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周文

·相关文章

面对历史的学术自觉	2010-02-01
面对历史的学术自觉	2010-02-01
面对历史的学术自觉	2010-02-01
面对历史的学术自觉	2010-02-01
论文选编（一）	2010-02-01
刘汉俊：文化的斑斓与辉煌	2010-02-01
挨骂的孔子	2010-02-01
王国维对郭沫若的影响	2010-02-01
王国维对郭沫若的影响	2010-02-01
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	2010-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