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学创作方面，曾巩上学韩愈，师承欧阳修，主张“文以明道”，是宋代新古文运动的中坚，散文成就很高。宋代以降，许多人将其作品奉为典范，他因此成为了唐宋八大家之一，享誉千年，至今不衰。然而，纵观曾巩一生经历，他不但是一位文学家，更是一位实干家，只不过在那个文化重于经济、诗文贵于粟粒的特殊时代，其行政才干被耀眼的文名所掩盖了。嘉祐二年（1057），曾巩三十九岁考上进士后，除了在京城任过很短时间的集贤校理、实录检讨官外，大部分时间在浙江、山东、江西、福建、安徽、河北等地基层任职，前后长达十余年，所到之处，打击豪强、抵制兼并、兴修水利、减赋救灾，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好事，成效卓著，颇有政声，是那个时代少有的能臣干吏。

　　越州—饥年不荒 农事不乏

　　熙宁二年(1069)，在京城任职数年的曾巩，因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关于变法的争执中说了实话，结果把两边都得罪了，心生不安，遂向宋神宗请求外调，宋神宗安排曾巩出任越州（今浙江绍兴市）通判。北宋的通判，虽然是个副职，但在处理政事上，是与知州同享权、共担责的，即所谓“与守臣通签书施行”。曾巩当年六月到任，随即察民情、访贫苦、搞调研。越州这地方有个老习惯，那就是从酒场征收赋税，供衙门使用。曾经有一段时间，酒场钱有限，不够财政开支，州上便想了个法子，不足部分，分摊到老百姓身上征收。当初确定了七年的期限，然而，期限已到，政府却“责赋如初”，横征暴敛，丝毫没有按规定停征的迹象，老百姓怨声载道。曾巩了解情况后，马上停止了这笔赋税的征收。

　　当时，正值越州饥荒，灾情严重，民生凋敝。曾巩考虑到常平仓（古代一种调节米价的方法，筑仓储谷，谷贱时增价而籴，谷贵时减价而粜）不够救济灾民，而遍布乡野的老百姓又不便到城里购粮，为了解决燃眉之急，曾巩安排人广贴告示，要求各县富户如实申报自家粮食的储量。当曾巩看到富户们申报上来的储量达到十五万石时，他的心里踏实了。他又发布政令，要求各地富户以比常平价略高一点的价格向百姓出售，从而使饥民能就近购买粮食，无异于雪中送炭。同时，他还筹集资金五万钱，借给无钱的农户购买种子。通过这两项措施的施行，越州百姓终于平稳度过了灾年，不但没有人被饿死之事，而且实现了饥年不荒、农事不乏，广袤的田野上又泛起了新绿。

　　齐州—守土有责 除暴安良

　　熙宁四年(1071)，曾巩调齐州（今山东济南市）任知州。作为地方一把手，曾巩深知责任之重，他不像有些官员，眼睛只盯着上面的好恶，专拣上头喜欢的事做，“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反倒把本身的守土爱民之责抛却一边，甚至不惜弄虚作假，劳民伤财。曾巩不这样，他既勤政，更务实，而且凡事从实际出发。当时，为治理黄河，朝廷从各地调集民工，要从齐州调丁2万，按注册户口计算，当三丁抽一。但当他听说一些地方的户口有漏登、瞒报现象后，马上决定开展深入细致的普查工作，重新调查户籍情况，从下至上，层层上报，反复核实，最后发现，九丁抽一就能满足征丁之需。于是，他没有盲目按照上头要求的三丁抽一，而是按照九丁抽一执行。曾巩这一务实的作风，使许多寻常百姓之家，免去了徭役之苦，减轻了农民负担。

　　曾巩当时任职的齐州，是个有名的难治之乡，豪强地霸比比皆是。所以，曾巩这个知州，断非美差。曾巩清醒地认识到其难治之处，决定重拳出击，打击豪强，树立威信。济阳曲堤镇有一周姓富户，其子周高为富不仁，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但周家“力能动权贵”，与地方官沆瀣一气，百姓敢怒不敢言。曾巩初来乍到，便以此为突破口，搜集证据，迅速将周高法办，大快人心。章丘一带有豪强聚成一伙，号称“霸王社”，他们杀人越货，无恶不作，曾巩派兵将他们悉数抓获，一举端掉了这个犯罪团伙，对三十一名罪犯判刑，发配边疆。他还在齐州开创了“保伍”之法，以五户为一保，监督出入，实行外来人口登记，有盗贼则鸣鼓相援。通过曾巩的科学治理，齐州犯罪率明显下降，由治安案件多发之州变成了平安之州，风气为之一清。

　　其实，曾巩在齐州政绩还远远不止这些，比如他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刺激了农业生产；修建了齐州北水门，解决了困扰齐州城多年的水患问题；疏浚了西湖（今大明湖），如今它已是济南的著名景点。后人曾在千佛山建曾公祠，在大明湖畔建南丰祠（曾巩又称南丰先生），纪念曾巩为齐州所作的巨大贡献。

　　洪州—科学理政 大爱救灾

　　熙宁九年（公元1076），曾巩调任洪州（今江西南昌市）知州，兼江南西路兵马都钤辖。洪州是当时有名的文化繁荣之地，唐代王勃一篇《滕王阁序》，使“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天下闻名。这里的确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地方，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文天祥这些旷世名儒，包括曾巩自己，均是出自这一名郡。到洪州，是曾巩多次向朝廷请求的结果，因为他母亲已近九十高龄，需要照顾。

　　任职之初，恰逢江西瘟疫大流行，而且呈蔓延之势。曾巩赶紧调配救灾物资，迅速命令各县、镇、亭传储备防疫药物，以备万一。他安排人腾出州政府的官舍，作为临时收容所，给那些生病的士兵，以及染病无力自养的百姓居住，不但分派医生给他们治病，还给他们提供饮食和衣被，使这些人不至于又受灾又挨饿受冻。他派人随时记录疫情，把染病和没染病者均登记造册，及时汇总，然后从国库调拨资金，按轻重缓急，依次有序地分发救济款。大灾显大爱，曾巩这一系列的举措，从死亡线上，挽救了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命，充满着那个时代少有的人文关怀，履行了曾巩忠于国家、爱护百姓的人生信念。而且，他这一整套具有示范效应的救灾方法，为当时抗灾救灾提供了行之有效的科学理念。

　　当时，曾巩还有一事儿干得非常漂亮。朝廷派兵征讨安南（今越南），要求沿路州府提供食宿粮草，搞好这支远征军的过境接待。俗话说：“匪过如梳，兵过如篦”，数万人的吃喝拉撒，加上连拿带抢，这个协调工作可不是件易事。所以，大军南下，一路滔滔，弄得沿途百姓苦不堪言。曾巩丝毫没有掉以轻心，而是提前作出筹划和安排，及时调度物资，科学安排吃住，巧妙安排过境时间，最后，大军过境，倒也秋毫无犯，许多城乡老百姓，甚至还不知道大军曾经路过本地。

　　福州—保障民利 直选住持

　　熙宁十年（1077），曾巩由洪州转任福州（今福建福州）知州，这一年，他已经五十九岁了。在北宋，这种高龄还在任地方官的，除了照顾养老，就是被贬处放，要么是皇帝不太看好，曾巩也许属于后者。他自熙宁二年外放越州以来，已在多州任职近十年，以曾巩的文学名气和政治作为，皇帝只要稍微关注一下，早就回京点翰林、当学士了。所以，同僚们都认为他怀才不遇，“巩负才名，久外徒，世颇谓偃蹇不偶”。不过，曾巩并无怨言，依然任劳任怨，兢兢业业。他在福州任职仅一年，时间虽然很短，但政绩却不俗。

　　他在福州任上提出一个观点，那就是：当官不能与民争利。当时，地方官的待遇不错，除了正常的工资津贴之外，朝廷还拨给一定面积的“职田”（权属国家的固定田产），通过收取租金来发放补助。福州没有“职田”，但他有一块面积很大的菜园，州上经营这块菜地得当，蔬菜一年四季源源不断地销售到菜市场，州官们单单是这笔菜钱每年就能增收三四十万钱。不过，官府的菜大量上市，扰乱了市场，导致菜价越来越低，菜农们的菜卖不动，收入陡减，伤农很深。所以，州府的这个让官吏们富得流油的菜园子，成了老百姓“卖菜难”的祸根。曾巩调查了解到这一实情之后，愤慨地说：“太守与民争利，可乎？”政府应该设法增加农民收入，怎么能与民争利呢？曾巩立刻取消了这个“富官伤农”的菜园子，虽然自己的油水少了一大块，但保障了菜农的利益，老百姓为之欢呼不已。

　　福州这地方还有一个怪现象，买官的少，买住持的多。何解？原来，福州历来兴佛教、多寺庙，有捐助寺庙的传统，除了国家拨付一定产业给寺庙外，许多百姓、富户，也纷纷给寺庙捐赠金钱地产之类，寺庙因此成为比政府更加富裕的地方。一时之间，投身寺庙当和尚，成了人人向往的热门职业。一些颇有声望的社会名流更是买通关节，贿赂官府，争当住持。于是，七闽大地，贿赂公行，乌烟瘴气。曾巩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刹住这股歪风。曾巩颇有超前意识，他知道，要杜绝住持买卖，唯有“直选”。他安排人分别前往各地寺庙，把和尚们聚集一处，无记名投票推举住持，然后把这些“直选”出来的住持层层上报到州府，由州府发布聘任文书，一切都在阳光下进行，从而真正堵住了后门，打击了腐败，福州从此风清气正。

　　以上只是曾巩从政数年间的点滴，他后来还被朝廷安排到明州、亳州、沧州等地任过知州，所到之地，也均有政绩。与许多北宋士大夫不同的是，在实际工作中，曾巩少于议论，多于实干，说得少，做得多。他以儒家的忠君爱民为出发点，简单，纯粹，执著。他一生辗转七八个州，大多数时间都在基层任职，及时处理了很多涉及群众冷暖的困难问题，为老百姓真正做了一些实事、好事，受到了普遍的好评，他任满离开齐州时，齐州老百姓竟然紧闭城门，极力挽留，不愿意他离开。而且，他具有一定的探索精神和科学理念，实干加巧干，是一个干得成大事的能臣。

　　然而，曾巩对于自己的政绩，从不张扬和炫耀，每次上书皇帝，也仅只说些尽孝养亲之类的寻常家事，其他只字不提。而这，恰恰成了曾巩的短处。由于曾巩不擅表现自己，加上他在基层推行了王安石的新法，反对变法的资政殿大学士吕公著便在宋神宗面前打小报告说曾巩：“为人行义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把曾巩评价为一个品格低下、碌碌无为的庸官，断言他不堪大用。从此，曾巩无法以才干立朝，一辈子没有得到更好的施展。可见，政见的异同，常常能决定一个人的命运。同时，曾巩以文章著称于世，人们只知其文章，不知其政绩，他那能臣干吏的卓越才干，便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不为人知，并影响了千余年来人们对他该有的全面评价，堪称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