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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性守法”的背后

周理松

//m.auribault.com 2015-06-03 来源：检察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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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期《参考消息》转载英国《金融时报》网站的一篇文章称，普通中国人要养成依法行事的习惯可能还要数十年时间。在中国，不要指望规则来保护你，也别担心规则会束缚你；在正确的结果与正确的规则之间，中国人总是会选择实用主义。

　　“偏见！”也许这是你对老外上述言论的第一反应。但是，请仔细阅读作者原文举例：绿灯并不意味着“行”，小绿人说走时不一定能走；红灯并不意味着“停”，小红人说停时也不一定会停。

　　只要你至少有一次走在国外大街上的经历，你就不得不承认作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实事求是。

　　这里所谓“规则”，当然是指社会行为规范，即规范人们行为的法律、制度、规章及一些不成文的规矩。老外的文章用交通规则代指一切生活规则，似有对中国人行为方式的隐喻：实用性，让一切规则为我所用，具体表现为对法律规范是否遵守和如何遵守的选择性。守法的“选择性”，虽然与公民个人的文化修养和阅历（一个从未进过城的乡下老太太当然不会照着红绿灯适时穿越马路）；与社会管理资源的充实与匮乏（目前许多乡镇街道还没有安装交通警戒设施）；与社会转型时期，人们由封闭向开放、由高度的集体生产生活约束向以个人自主谋生为生活常态的转变，由此而产生的规则迷茫、困惑等等，都有一定的关系。但在这些原因的背后，社会管理者执法行为的“选择性”，也难脱干系。

　　“选择性”执法之一：选择减法，即执法不到位。听任大家违法而不作为，或降低尺度，放松要求，使人误以为此法可有可无，可遵守可不遵守。如对涉嫌犯罪的案件线索有案不报，瞒案不查，该向司法机关移送而不移送等。

　　“选择性”执法之二：选择加法，即执法粗暴，用力过猛。如对违法经营者动辄查封、扣押、冻结账户；对占道流动摊贩不是善意劝说制止，而是耍横、追逐，使用暴力将其“制服”等。

　　“选择性”执法之三：选择对象，即执法倾向和力度因人而异。如对征地拆迁中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者置若罔闻，而对那些所谓“钉子户”却毫不留情，动辄大打出手。

　　“选择性”执法之四：“钓鱼式”执法，即对不明真相或有一定违法犯罪倾向的人投掷诱饵，引其上钩，或暗设陷阱，故意致其违法。如在没有明显禁停标志的道路上让你停车，但却暗中录像，在车上粘贴罚单予以罚款扣分；任凭宾馆饭店卖淫嫖娼横行，选择时机突然袭击等。

　　不再过多列举。选择性执法与守法环节的“选择性”之相互联系显而易见，因为对法律实施的留有余地和矫枉过正，都是在给公众提供一种不良暗示：法律是法律，遵守与否，可视其与自己的利害关系而定；法律规范人的行为的功能作用因此被异化，在人们心目中成为一种异己元素，能够回避就尽量将它回避于日常生活之外。由此带来的后果是，瓦解社会秩序，助长人性的丑陋与恶劣，给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带来负能量。

　　鉴于守法的“选择性”与执法中的“选择性”相互关联，治理需多管齐下。一是在治标上下功夫：下大力查出并曝光一些案件，处分一批人；通过各种媒体来一次思想观念的大清理、大讨论，让全体公民明辨是非，强化法律意识。二是在治本上下功夫：抓制度和长效机制建设；抓执法主体的责任担当、执法行为的理性和文明规范；抓执法队伍的素质培养，以其应有的良知和公信力为普通公民树立标杆。唯其如此，对规则的实用性选择才会成为一件不理智、不光彩的事情。（作者系湖北省检察院检察官）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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