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支撑的学理基础

　　一切划时代的理论体系的真正内容，都是由产生这个体系的时代的需要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在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进程中的理论创新。以“中国特色”为标志的政治经济学的这一理论创新，不仅凸显了对这一理论创新的现实的经济基础和经济关系的认同，而且也体现了对产生这一理论创新的中国的独特的历史、独特的文化和独特的国情的认同。从“一论二史”上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探索，蕴含着同样的道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主题的集体学习中提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必修课。”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作用和意义的这一判断，是以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为基础、为根据的。这就是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的：“我们党历来重视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习、研究、运用，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对发展我国经济提出了独创性的观点，如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理论，提出统筹兼顾、注意综合平衡，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农轻重协调发展等重要观点。这些都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造性发展。”他还提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当代发展提供了历史根据以及思想资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要十分注重对相应的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来看，1956年年初，在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这一历史时刻，毛泽东已经把如何选择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问题提上了重要议程。毛泽东立足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审时度势，从历史、理论与现实的结合上，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而且在谋划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中，成就了以《论十大关系》为主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开创之作。由此开始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源流。要十分注重新中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的“历史的评论”，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这种历史的评论不过是要指出，一方面，经济学家们以怎样的形式互相进行批判，另一方面，经济学规律最先以怎样的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形式被揭示出来并得到进一步发展。”

　　就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来说，对那一时期开始的新中国经济史和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1956年2月14日到4月24日，为准备《论十大关系》讲话，毛泽东作了长达43天的调查研究。调查研究一开始，毛泽东就点明主题，提出苏联的经验和道路哪些该学哪些不该学的问题。他强调“要打破迷信”，提出我们“完全应该比苏联少走弯路”“不应该被苏联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所束缚”。回顾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谈道：“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他进一步提到：“我们应该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不要再像过去那样迷信了。”毛泽东的结论就是：“我们过去也不是完全迷信，有自己的独创。现在更要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毛泽东关于“进行第二次结合”“更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等重要思想的提出，是对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反思和现实思考的结果，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选择的关键时期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逆转时期做出的重大战略调整。总结经验，破除迷信，不再“搬苏联的一套”，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对“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问题做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同年4月25日下午，毛泽东在有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毛泽东后来肯定，《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也就是说，“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在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结合的探索中，我们能够更为深刻地理解，《论十大关系》是毛泽东提出“第二次结合”思想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探索的最初的重要成果。

　　同样，“一论二史”结合的研究更能使我们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回顾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过程，邓小平1984年在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初稿”时，就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认为，“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习近平在评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成就时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同改革开放新的实践结合起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形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许多重要理论成果。”“第二次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基本遵循。习近平的结论，是基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和经济思想史探索的科学结论，也是在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的进程中，把“第二次结合”的思想融会贯通于中国特色的“系统化的经济学说”发展之中的科学结论。

　　从“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学理依循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和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或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史的研究，要在“一论二史”的结合中推进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的发展。

（作者：顾海良 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大学中国道路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协同创新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