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的一个起步

王国平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为三个圈层：第一个圈层是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和生态文明“三位一体”的结合。第二圈层是对有效需求的培育，包括投资和消费市场的培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长期和短期结合，不能放弃短期需求市场的培育。第三个圈层是新常态。我国经济现面临速度放缓慢结构优化和动力转化等问题，只有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才能引领新常态。在制定具体政策时，需要处理好产业政策和市场保护的关系。《新供给经济学》的意义和价值就表现在：第一，这本书是构建中国话语权体系的一个起步，是一个很好的做法。第二，这本书进行了整体性和理论化的研究，有框架、有结构，逻辑非常严谨，避免碎片化。第三，这本书的对策性研究很接地气，操作性强。

　　周振华　（上海市经济学学会会长）：世界经济从2008年以来，长达7年没有很好复苏，如果从供给侧结构性角度来看世界经济，是否同样存在供给侧结构性问题。因此，研究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解决中国问题，而且有助于解决世界性的问题。只有在一些普遍性问题的研究上出成果，才能有助于构建中国的世界话语权。《新供给经济学》体现了话语权，无论理论意义还是实践意义都非常大。

供给侧改革主要解决供求匹配问题

陈宪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是经济结构改革，是相关制度架构和政府规制架构的改革，主要体现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核心目的是解决中国经济中长期的增长动力问题。中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为人力资本的提高、技术进步和创新以及企业家精神的培育。而目前中国供给侧改革主要是解决供给和需求的对接问题，具体表现是供给端怎么创造新的需求，来转化潜在的需求的问题。《新供给经济学》　的编写需要有理论勇气，这本书是继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樊纲和张军的过渡经济学之后又一理论著作。

　　石磊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新供给经济学》非常漂亮地对里根经济学产生的背景及其政策效果进行梳理，尤其是生物医药、信息产业、航空航天、新材料工业、金融研究业务，这五大产业是在里根政府的产业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嵌入式改革，而是整体构架的改革。供给侧改革还要注重四个供给要素（人口、资本、技术、土地）的全面优化和结构改善问题。同时需要注重全要素提升的微观基础———企业问题。企业目前全面进入成长瓶颈期，尤其是在过去支撑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消减之后，经济出现动力不足和供给过剩。因此，进一步关注企业，提高企业效率和市场配置效率，优化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改善财政税收体制，具有重要意义。

　　这本书有“三新”：第一个“新”是这本书在国际背景下，结合中国当前的供给侧改革、管理和政策体系的调整进行论述，而不是孤立谈中国，有助于比较和思考。第二个“新”是这本书在政治经济学思维逻辑下，来讨论中国供给结构问题、总量问题和效率问题，以及影响三者的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和宏观经济政策和资源配置体制四个因素。第三个“新”是这本书突破了通常从总需要角度或从总供给角度进行研究，而是把供求不匹配所带来的问题当研究的逻辑起点，突破了“三驾马车”理论和早期因短缺片面强调供给总量的论调，也避开因供给大量增加所带来的总需求不足而片面强调总需求的现象。

为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中国的案例和素材

干春晖（上海海关学院副院长、教授）：我将《新供给经济学》的核心观点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这本书在国家结构性改革和西方供给经济学背景下，进一步阐述中国供给侧改革，恰逢其时。第二，这本书非常重视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第三，这本书不是完全基于供给经济学进行学术论述，而是问题导向，以中国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为主线，对中国当前和未来面临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提供政策建议。

　　殷德生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新供给经济学》不是应急之作，是作者自2008年以来不断积累和深思的结果，首次构建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体系。这本书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第一，这本书超越了供给和需求两分法，以结构性问题为中介把这个问题一分法，把技术和结构性改革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是一种创新。第二，这本书的逻辑性非常强。第三，这本书有实证支撑，尤其是第六章全要素增长率分析，指出中国TFP下降的原因是要素流动受阻和技术创新不足。第四，这本书的结论和对中国改革的建议，具有世界意义。以后世界其他国家出现转型中的问题，可以借鉴中国的经验。中国通过供给侧结构改革来解决结构问题，为世界增长新动力和发展经济学提供了中国的案例和素材。《新供给经济学》　是中国的新发展经济学和新增长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