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在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不搞大开发”、“压倒性位置”等词语凸显了当前长江经济带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紧迫性。事实上，“长江经济带”要想在生态环境问题中突围，就要走出一条绿色发展之路。

　　根据环境保护部的调查结果，长江沿岸聚集了约40多万家化工企业，沿江而下的分布基本是围绕钢铁、炼油、石化等产业展开。可以想象，当前，长江经济带已呈现“化工围江”的局面。以江苏为例，据报道，长江江苏段水质降为Ⅲ类水，全省沿江8市污水排放量约占江苏全省排放量的80%，沿江的103条支流存在近130个排污口。而这背后折射的是长期以来在宏观上忽略绿色发展，微观上疏于外部性问题的治理。

　　环境经济学研究认为，环境问题的成因一方面是源自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所存在的阶段性互动特征，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阶段，环境质量会因为各种原因而逐步下滑，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环境质量将会逐渐出现好转。另一方面，环境问题在微观上的成因源自外部性，也就是污染主体的活动造成了其他人或社会的损失，形成了负外部性效应，而责任主体却没有为此承担成本，结果是环境污染排放规模因为成本与收益的不对称而被放大。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当前各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所在。

　　具体而言，首先，长江经济带的经济发展在总量和规模上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全球的一个增长中心，但在发展水平上仍然相对落后。在人均收入上，整个长江经济带约为5万元；在发展效率上，长江经济带的产业结构较重，规模和技术效应还不够明显。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在目前的发展阶段上，长江经济带仍然很难彻底走出行之有效的绿色发展之路。其次，在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在克服外部性上也面临重重困难，特别是长江流域因上下游的地理原因、所属省市的管理原因等，更容易表现出污染的外部性特征。这些派生于环境保护制度不足而形成的因素，长期极大地阻碍着社会经济的绿色发展。久而久之，类似“公地悲剧”的污染局面也就不可避免。

　　笔者认为，长江经济带想要破解上述两方面的困局，实现绿色发展，主要应围绕以下几方面进行。

　　第一，让绿色与发展相辅相成，用绿色来引领发展，用发展促进绿色。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区域，有必要也有能力在绿色发展上有所作为。在绿色发展的理念指导下，可通过改革与开放来继续提升长江经济带的经济水平，改善长江经济带的经济结构。这是较长一段时期内长江经济带能够实现绿色发展的重要保障。为此，长江经济带有必要在经济和产业的梯次演进、黄金水道建设的整合协同等方面进行新的科学探索，以取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协调。

　　当然，实现绿色发展的同时，长江经济带也应积极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其中，进行沿江生态修复将是未来较长时间内一个优先发展的选项。例如，长江防护林体系建设、湿地生态防护修复等工程会集中建设，而过去的传统行业必然会寻求一条绿色循环低碳之路，这又会创造出巨大的技术革新需求。虽然新行业的建立和传统行业的革新会引起沿江地区经济发展阵痛，但一旦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局面，就会出现强有力的磁吸效应，吸引更优质、更精尖的技术或业态加入长江经济带。

　　第二，在微观机制上，必须进一步明晰污染者的责任。事实上，这是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的重要体现。如果负外部性得不到遏制，上游企业就会持续污染下游区域，而且越至下游，治理的成本就会越高，影响的环境敏感区就越广，使得下游区域经济发展赖以生存的环境恶化，最终失去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条件。因此，只有明晰污染源，将下游付出的过多社会成本均摊至沿江各主体，才能使沿江特别是下游地区的治污动力得到激发，而不是对污染放任自流。

　　第三，降低各污染主体的治理成本。“统筹协调、规划引领、市场运作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其内涵就是试图构建完整有效的上下游流域协调管理。如果污染责任明晰，市场机制将会倒逼沿江各污染大户重新审视长江资源的价值，从而更新技术，利用统一市场逼近资源利用的“帕累托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