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往】

2018年2月6日，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在香港辞世，享年101岁。饶宗颐先生，学界尊称饶公，治学广博精深，遍及史学、经学、佛学、古文字学、目录学、考古学、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楚辞学、宗教史学、文化史学、词学、音乐史学和美术史学等领域。他对中国传统文化诸多方面都进行了开拓性研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本版为此特刊发中央文史馆馆员樊锦诗先生与薛永年先生的两篇追述文章，以此缅怀这位“业精六学，才备九能，已臻化境”的前辈学人。

　　敬爱的饶宗颐先生于2018年2月6日与世长辞，得知噩耗，我深感悲痛，哀思不已，饶公与敦煌结缘、我与饶公交往的往事一幕幕映现眼前。先生对祖国的历史文化怀有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对学术秉持着深厚的敬意与真切的热爱。他幼承家学渊源，终身潜心治学，广博深湛，横无际涯，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宏通人文领域的十余门学科，取得巨大学术成就，为国学发展作出卓著贡献，是海内外景仰的国学泰斗。

情有独钟

　　先生治学具有极为广博的视野，对每一项研究都力求穷其源流，崇尚求真务实，不做蹈空之论。

　　以敦煌学为例。先生对敦煌石窟所出的经卷文物，“喜欢运用贯通的文化史方法，利用它们作为辅助的史料，指出它历史某一问题上关键性的意义”，所以在敦煌学的许多领域，他都作出了首创性的研究和开拓性的贡献。

　　早在20世纪50年代，先生就校录、笺证了伦敦所藏敦煌本《老子想尔注》。《老子想尔注》是一部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阐明了原始道教思想，并引发了后来欧洲道教研究的长期计划。

　　不仅如此，饶公还首次将敦煌写本《文心雕龙》公之于世，首次据英伦敦煌写卷讲禅宗史上的摩诃衍入藏问题，最早提出“敦煌白画”的概念，并把散布在敦煌写卷中的白描、粉本、画稿等有价值的材料编成《敦煌白画》一书，填补了敦煌艺术研究上的一项空白。

　　先生所著《敦煌曲》《敦煌曲续论》是敦煌曲子词研究的先驱之作。他也是研究敦煌写卷书法的第一人，所编撰《敦煌书法丛刊》（共29册）是最早对敦煌书法予以系统整理、介绍的著作，对敦煌书法乃至中国书法史研究影响深远。正因为如此，先生被学界誉为当代“导夫先路”的敦煌学大师。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怀念的是，由于对敦煌历史文化的价值具有广泛深刻的体认，先生对敦煌怀有深厚的感情，与敦煌结下了不解之缘。1980年，他第一次亲临敦煌考察，或流连于洞窟之中，或查阅经卷于研究所内。闲暇之余，先生漫步于大泉河畔，寄情于三危山峰。在离开莫高窟前，他万分感慨，写下了著名的《莫高窟题诗》：“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生愿作写经生。”以此表达了自己对敦煌历史文化的热爱追慕之情。

　　后来，先生被敦煌研究院聘任为荣誉研究员，更是对敦煌研究院的学术研究工作关爱有加。他于1983年、1987年、2000年三度亲临莫高窟，参加我院主办的敦煌学国际会议，并发表精彩的学术演讲，令我院学人亲炙学术大师的风采。

　　2000年8月，当先生第四次来到敦煌莫高窟时，正逢纪念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盛会，他兴奋地赋诗《重到鸣沙山》：“东寺能容百丈佛，西关曾贡双头鸡。情牵栏外千丝柳，不怕鸣沙没马蹄。”并将此诗书赠我院，表达了对敦煌的一往情深。

　　2010年8月，先生以95岁高龄莅临莫高窟，参加由我院与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中央文史研究馆联合在莫高窟举办的“莫高余馥：饶宗颐敦煌书画展”“饶宗颐先生95华诞庆寿晚会”“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庆贺饶宗颐先生95华诞”三项活动。

　　先生的历次寿诞纪念学术活动均在香港举办，唯有九五华诞纪念学术活动安排在了敦煌，格外彰显出他对敦煌的情有独钟。特别难忘的是，在举办活动的当天，甘肃省舟曲县发生严重的泥石流灾害，先生在祝寿晚会上当场宣布将香港各界为其贺寿的160万元捐赠给甘肃省舟曲县，如此大爱之心令现场500余名与会代表深为感动，掌声如雷。

极深研几

　　令我和敦煌研究院同人永远感恩的是，先生长期关注、鼎力支持敦煌文化遗产保护事业。2000年8月，先生与觉光大师等人发起“香港敦煌佛迹防护功德林”募款活动，他带头拿出自己的书画作品参加义卖，将募集的100万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支持建设莫高窟崖顶风沙防护林带。

　　2010年5月，在先生的号召下，由香港爱国人士发起成立了“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2010年11月，先生又带头捐出10幅书画作品拍卖，将所筹善款602万港元赠予敦煌研究院，用于建设文物数字化研究所科研楼。2011年7月，建筑面积2455平方米的科研楼竣工投入使用。2016年6月，由先生题字冠名的“饶宗颐楼”举行了揭牌仪式，饶宗颐楼极大改善了敦煌石窟数字化工作的基础设施和工作环境，莫高窟人心中也由此树立起一座丰碑。

　　在先生的感召下，“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成立之后，持续募集资金支持敦煌文物保护工作，先后为敦煌研究院捐赠善款1485万元，用于资助敦煌石窟数字化工程、敦煌学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等工作，特别是其中资助1138万元用于敦煌49个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加工、制作洞窟档案，为敦煌文化遗产数字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香港敦煌之友”基金会的诸位友人，不仅不遗余力为敦煌石窟文物保护摹集善款，还为传承弘扬敦煌文化艺术作出了不懈努力。他们通过持续举办讲座、展览、音乐会、编写普及读物、编写中小学教材，使代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敦煌文化艺术在香港得以广泛传播，启发了许多香港市民、青年学子关心敦煌、了解敦煌、学习敦煌，在香港形成了敦煌热。这一系列善举，助力敦煌石窟文化艺术“永久保存、永续利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而令我永志难忘的是，我对先生的道德文章一直怀着崇敬仰慕之情，尊敬先生为师长，引为治学为人的楷模。我有缘与先生多次过从交往，面承教诲，受益良多。

　　1980年，先生在中山大学曾宪通先生陪同下第一次来到莫高窟考察，我有幸第一次与他见面，并作为主人负责接待。1983年、1987年、2000年我院在莫高窟举办“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饶先生三次莅临莫高窟参会，我作为会议主办者接待并聆听先生的精彩演讲。

　　2000年，先生在莫高窟参加敦煌藏经洞发现100周年国际学术会时，在与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交谈中，以莫高窟对面的三危山为例，说明中国西北的山水很有特色，提出中国山水画应有“西北宗”，并答应“为文张之”。

　　2006年，先生撰成《中国西北宗山水画说》。应我邀请，他将此文惠赐我院，在学术期刊《敦煌研究》上发表，在学术界首创中国山水画的“西北宗”之说。

　　2005年、2015年，香港大学为纪念先生九十华诞、百岁华诞先后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两次赴港参会，躬逢其盛，并在会议上发表论文，为其贺寿献上了一份心意。

　　在与先生多次交往中，他对我总是谆谆教诲与殷切鼓励。2007年，先生将《饶宗颐艺术创作汇集》（12册）赠予我，2009年又惠赐我《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14卷20册），我多次拜读这两部文集，更加深了对这位国学大家学艺双绝的理解。

　　2009年，先生为我亲笔题词：“极深研几”。我明白这是先生引用《易·系辞上》“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之语，勉励我在学术钻研中要追求深刻、细致，我把这个题词郑重地挂在办公室墙壁上，以时时提醒自己。

　　2011年，我将由敦煌研究院考古团队历经10余年编成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第一卷——《莫高窟第266-275窟考古报告》寄呈先生指教。

　　先生亲笔回信：“既真且确，精致绝伦，敦煌学又进一境，佩服之至。”我理解，这是先生对晚辈敦煌学人的一种关爱和鼓励，因为先生平生对后学一向扶持奖掖、关爱有加，敦煌学者中如姜伯勤、项楚、荣新江、赵和平、黄征等先生都曾得到他的扶持与鼓励。

　　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2015年为先生编辑《选堂集林·敦煌学》文集，来函索序于我。我深知，先生学问广博精深，像我这样浅薄孤陋者实在没有资格写序，遂多次予以辞谢，竟未获免，只得勉力为之。

　　有幸的是，这也促使我有机会再一次认真拜读了先生有关敦煌学的50余篇论文，进一步加深理解了先生在敦煌学领域的学术成果和治学精神，遂以《从敦煌学研究来看饶宗颐先生的治学精神》为题，阐述了我对先生治学精神及其对后学启发示范意义的理解，并于2015年12月4-5日在香港举办的“饶宗颐教授百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做了大会发言，得到与会代表的肯定。

　　先生数十年来对敦煌学的杰出贡献，业已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尊崇。2000年8月，在莫高窟举办的“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暨敦煌学100年纪念活动”期间，国家文物局与甘肃省政府举行了“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颁予先生“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殊贡献奖”，莫高窟九层楼广场灯火辉煌的颁奖场面令我终生难忘。

　　…………

　　这一幕幕难忘的情景还在眼前，而先生却已溘然长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但可以告慰于先生之灵的是，先生的业绩永在，功德长存。莫高窟、鸣沙山将长久地见证先生的功绩，敦煌研究院的同人将铭记先生的恩德，继承先生的遗志，把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的保护、研究和弘扬事业做好。

　　先生将长久地活在敦煌人的心中。

（作者：樊锦诗，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