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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度人类学终身成就奖“金琮奖”得主乔健:
“文化自觉”是对西方人类学的一种回应
//m.auribault.com 2016-01-08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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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健先生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60余年,坚持踏实的田野调查,遍访各种族群。对亚洲和美洲的各种民族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揭示了美亚文化关联,研究亚洲各种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的历史渊源及其现状,思考族群的发展。

  文汇报:乔老是如何与人类学结缘的?

  乔健:1954年,我从台北成功高中考进了台湾大学历史系。历史系跟考古人类学系都在文学院,而且一年级的课程完全一样。我记得有两门必修课,一是《地学通论》,一是《考古人类学导论》,由凌纯声先生讲授。相对于历史系的部分课程而言,我对这两门功课尤其感兴趣,因为它们提倡田野活动,要求你去做实地调查,这和我喜欢旅游的兴趣有关。在升二年级的时候,我就申请转入考古人类学系。原先那里有9个学生,一个生病休学,其他8人都转系了,我因此成了“独苗”。尽管有很多国际上有名的老师在考古人类学系任教,但它是出了名的“冷门”。像我这样的情况——从二年级到毕业,“一人一届一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

  文汇报:听说,在您求学时,人类学的四个分支都要学?

  乔健:我在台大时很荣幸,跟李方桂先生学习“语言学”,他是美国语言学泰斗萨皮尔(EdwardSapir)的学生。李济先生教授“史前史”跟“体质人类学”,高去寻先生教授“中国古器物学”、“中国考古学”,凌纯声先生教授“考古人类学导论”,芮逸夫先生教授“中国民族志”,陈奇禄先生教授“人类学史”、“北美民族志”。芮逸夫用的教本,就是Robert H.Lowie的An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Anthropology(《文化人类学概论》)。四个分支的课程(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语言人类学)都要学,到了康奈尔大学也是一样。现在的人类学系学生,不管国内还是国外,跟我们那时不一样,钻研其中一个分支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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