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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家国天下、私德公德互动到新六伦重构
郭齐勇:在新时代,活化“修己安人”这座传统富矿
//m.auribault.com 2017-11-02 来源: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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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1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做客文汇讲堂“优秀传统文化接着讲”五讲第二讲 《“修己安人”在当下社会的创造性转化》。复旦大学复旦学院院长吴晓明、华东师大哲学系教授郁振华分别担任对话及点评嘉宾。“接着讲”五讲,由文汇报社和复旦大学联合主办、文汇讲堂和复旦大学上海儒学院承办。

  今天的主题“修己安人”的现代转化是在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的基础之上展开,并和中国社情、西方文明相融合,目标是使国家更强大,民众人文素质更提升。

  嘉宾主讲

  修己安人如何连接家国天下

  先看孔子对“修己安人”的阐释。

  修己是君子的第一步,安人是第二步,当代不乏安人事例

  子路问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以安百姓,尧舜其犹病诸?”

  《论语·宪问》 记录的是孔子与子路的对话,一位善问,一位善答,三问三答。子路问:怎样才算是一个君子呢? 孔子回答,第一步,修养自己,严肃认真地对待工作;第二步,修养自己,使周围的人都安心;第三步,不断修养自己,使老百姓安乐,这点尧舜大概还没有完全做到哩。

  《论语·公冶长》 记载,孔子问子路和颜回的志向后,子路回问孔子。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上一代的老人在精神与物质上都得到安顿,使平辈、同一代人信任自己,使下一代的青年人怀念自己。这是孔子“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克己奉人的理想。

  当今社会,儒家核心思想之一的“修己安人”是否还有价值?

  武汉市有个小小的食品厂,收纳了两个智障青年作为员工,企业主易勤像妈妈一样善待他们,2005年时,十几个智障人闻讯而来,为了安顿他们,食品厂经济几近崩溃,她出售了自己的两套房产用80多万元坚持把厂办下去,一家三口则挤住在10来平米的小房子里。她被誉为“武汉犟妈”。她并没有什么目的,只是一颗恻隐之心、仁爱之心,她要使得智障者心“安”。这样的故事其实很多。

  《大学》三纲领含有修己的“内圣”和安人的“外王”

  修己就是修身,《大学》里曾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大学》 仅1700多字,孙中山先生曾赞誉,“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外国政治哲学家都没有说出,这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独有的宝贝,应该要保存。”《大学》 讲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是以修身为本,向外推到修齐治平,向内做格致诚正的功夫。八条目要往上走有三纲领,“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三者有递进关系。明明德就是修己,亲民就是安人,最后追求尽善尽美。修齐治平包含了深厚的生命理性或生存体验。比如家是每个人最早的学校,也是终身的学校。

  儒家强调为己之学、修身为本是内圣之学,澄明“天命之谓性”的明德;心忧天下、视民如伤则是外王之学,由明明德的执政者实现人间正义的“亲民”。而“内圣外王”最早是《庄子·天下》 提出,它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主流。因此,《大学》 德化八目,完全可和当代法治社会相结合。现代法治的顺利实施要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

  私德和公德的有效转化

  修己安人这组关系,让我们很自然联想到对私德和公德关系的讨论。

  蔡元培撰写国民修养书,提倡“孝亲即美德”

  蔡元培先生1912年在莱比锡大学,撰写了 《中学修身教科书》,不久在法为华工写了 《华工学校教材讲义》,这两本书在民国期间影响甚大,被称为“国民修养二种”。

  蔡元培创造性地转化本土的文化

  资源,特别是儒家道德的资源,以此服务于近代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公德教育。他首先讲孝亲是美德,一个人能爱父母,友爱兄弟,很可能会把无私的爱推己及人到邻居和陌生人中去,在这种美德的浸润下,有利于形成君子人格,并增加公德、正义,使他能忠诚地服务于社会和国家,所谓“国之良民即家之孝子”。亲情、孝道,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不绝如缕地成长起来的基础,也是今天国民健康成长的起点与源动力。

  梁启超:铸造国民公德,培养私德是第一要务

  梁启超早期受福泽和边沁的影响,于1902年发表 《论公德》 一文,他批评中国传统强调独善其身的私德,缺乏人人相善其群的公德;但1904年他又撰文 《论私德》 说,知私德而不知公德,就缺“推”,所以,公德的培养,铸造私德是第一要务。此说不仅完全抛弃了公私德对立,还深刻地认识到儒家道德在近代转化的真正价值。在理论上,蔡元培超越了日本人福泽谕吉与早期梁启超的公私德对立论。

  现代社会重视责任和德行,儒家资源中不缺乏当下公德所需要的内涵。比如,南宋以后广泛流传的朱熹 《家训》,“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见不义之财勿取,遇合理之事则从”,都属于今天公德范畴。

  从五伦到六伦的重建

  剖析了修己安人、私德公德两组关系的推展和现代转化后,我们将目光转向传统的五伦范畴的现代意义,它连接着上述两种内外范畴的关系。

  五伦关系的当代挑战:日本社会学家倡议“一碗汤距离”

  父子关系,父慈子孝,是无法选择的“天伦”。孝道反映的不仅是自然生命的延续,也是文化生命的延续,不仅是社会伦理的秩序,也是内在的道德价值。

  今天父母子女的伦常关系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经济利益的纠纷如何不裂解亲情? 家庭中年青一代又如何处理与父母的平等关系? 尤其突出的是高龄化社会的养老矛盾。新加坡政府的安居工程值得学习,他们对一个楼盘住两代人给予优厚,日本社会学家提出了“一碗汤距离”的理论,做子女的把汤端到父母家,汤还是热的,两代人住两套房,既分又合,还激活了“孝道”这个儒家资源。

  夫妇之间的相互敬爱与忠诚仍然必要。过高的离婚率,会特别不利于孩子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稳定。兄弟、朋友之伦,先儒有丰富的论述;君臣一伦则可转化为现代国家与国民的关系、健康的上下级关系、同事关系。

  群己关系中包含与陌生人关系,当以“忠恕之道”应对

  除了五伦,包含和陌生人的关系在内的群己关系,在新时代必须直面。

  《大学》 云:“与国人交,止于信。”国人就是城邦的人,范围大于朋友,包含有陌生人,张岱年晚年认为应建立陌生人之间的伦理,即第六伦。台湾经济起飞之父李国鼎先生1981年时称之为“群己”之伦。

  这一伦的“理”不仅是“群己权界”,更应是“忠恕之道”。在个人与社会、国家、大群的交往上,提倡“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尽己之心,讲求奉献;在个人与陌生人、与不同国家、民族、宗教、文化的对话及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提倡“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己之心,将心比心,宽容厚道。

  因此,新六伦可转化为新的礼治秩序,进而发展文明间、宗教间、民族间、国家间的交往伦理,乃至生态伦理。可描述为:父子有仁亲、夫妻有爱敬、兄弟有情义、朋友有诚信、同事有礼智、群己有忠恕。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

  新六伦的重建,其实是创造性地转化了传统资源,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如何去掌握这种途径? 培养平民化的人格,既是途径也是目标。

  《礼记》十六字规定人文教育功能:育人和美俗

  《礼记·学记》 把教育的社会功能概括为十六个字:“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化民成俗,其必由学”,第一是培养国家所需人才及人才的全面性,第二是形成良风美俗与人文环境。

  儒家教化并非道德说教,而是春风化雨,强调感化。以传统的六艺培养君子为例,“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君子有所争,就如比赛射箭那样吧,相互作揖,然后登堂,射箭之后下堂,互相作揖、饮酒。行乡饮酒礼尊老敬贤,散场离开时要等老年人先出去,中青年再出去。因此,乡射训练,既陶冶情操也形成公共活动中的行为规范。除技艺外,通过理解经典、实践经典来培养君子,贺麟先生认为,儒家诗教、礼教、理学中的基本概念可以从艺术、宗教、哲学三方面加以发挥。以学习六艺去修养自己,自觉又自愿,丰富君子自身,又通过君子的行为影响公共事务与民间风俗。

  当前建设法治社会,儒学思想资源中教师、高级管理人才的心性修养、人格培养和普通国民的伦理底线与道德素养教化,都有助构建新的伦理体系。

  冯契提倡“常惺惺”状态,贺麟鼓励做儒工、儒医

  冯契先生讲,培养平民化的自由人格的途径,“各因其性情之所近”地来培养。他指出,智育、美育、德育要有机地结合起来。他在 《理想人格的培养》 专章中,多处引用《论语》 《孟子》、宋儒与王夫之的论述“加强修养,使自己的精神处于一种明觉的‘常惺惺’状态,这就是过去人所讲的涵养。对情欲有所节制,有错误及时作自我批评,使心灵解脱束缚。这样使明觉的心态与专一的意志力在实践中结合起来,就能逐渐使理想成为信念。”冯先生讲的具有本体论意义的自由的个性是知、意、情统一,真、善、美统一的全面发展的人格,他说这种平民化的人格,是人人都可以达到的。

  贺麟1940年代就提倡,要培育“儒医”“儒工”“儒农”“儒商”。简单地说,就是凡有学问技能而又具有道德修养的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强国的建设中,须有这样的儒者作柱石,而品学兼优之士,参入社会经济的建设,也可提升这一行的道德水准和知识水平。

  天津市退休工人白方礼,4个孩子中3个已读大学。1987年,他回到河北老家发现还有失学孩子,捐了仅有的5000元。74岁的他决定回到天津通过蹬三轮车来帮助失学孩子,后来修自行车、三轮车,直到近90岁体力不济,当时住在用铁皮、芦席搭的3平方米小屋。他一生捐了35万元,接济了300多位贫困生。白方礼只是读过一些蒙学读物。他过世6年后,被评上2011年感动中国特别奖,获奖词赞他是圣贤,圣贤是儒的至善境界了。

  春风化雨的民间儒学旨在养育心性,消解现代化过程中的压力

  在现代社会激烈的竞争中,面对压力、紧张,更需要培养有操存涵养、有韧性、有承受力与心理健康的人。所以,我们要激活传统的诗书礼乐,借鉴优秀的外来文明综合成新的礼乐来养育人性,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座座富矿,需要创造性地转化。

  河南省建业集团每建一个社区,在硬件上就建一个书院,计划建100个书院。有很多志愿者和专业人才组织传统文化讲座,通过成年礼、开笔礼和节日,开展一些活动。我去郑州的本源书院调研,深感儒学教育在民间的生命力,这需要我们努力去实践,在乡村儒学、社区儒学上用春风化雨的方式培养。

  最后返归主题,儒家所讲的修己和安人,门内和门外,齐家和治国,都反映了今天所谓公私领域的区别,它主张两者间有某种连续性。借用传统的体用概念来说,培养理想人格、修己还是本体,新六伦的重建或许可以看作是在当代的明体达用式的创造性转化,而努力培养平民化的人格,则是良好的修己推向可能的安人的一种有效途径。

  嘉宾点评

  郁振华:转化传统道德,范导现代生活

  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是“修己安人”在当代社会的创造性转化的理论前提? 李泽厚先生的“两德论”认为,对于现代生活来说,现代社会性道德是建构性的,而传统宗教性道德,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能够起范导作用。之所以要积极化用传统资源,是因为现代性在其展开过程出现了不少负面现象,比如,郭老师提到“不适当的个体张扬、过分的权利主张”等,吴老师也讲到“原子式个人”等。正是针对这些现代性病症,需要对“修己安人”下一番创造性转化的工夫,以范导现代生活行进在健康的轨道上。

  郭、吴两位学者都倾向于认为,某种地方性的知识、观念、思想,经过创造性的发挥,可以具有普遍意义。以前讲得较多的是西学东渐,现在逐渐认识到还有中学西渐。由此联想到,道家“自然无为”的观念,在18世纪中学西渐过程中,被法国重农学派经济学家魁奈译成法文“laissez-faire”。这构成了西方市场经济的一种重要形态,即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从哲学上说,概念的起源和它的效力是两回事。产生于特定时空的思想观念,可能产生跨时空的效力。全球化时代,环球同此凉热。中国学者如何激活传统,通过创造性工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可共享的思想、观念和价值? 这是挑战,也是使命。

  嘉宾对话

  “修己安人”通向民族复兴

  转化不在于“好的”或“应当的”,在于把握社会现实

  吴晓明:郭教授对“修己安人”的阐述非常系统和深入,给予当代转化许多积极提示。“修己安人”的说法很美好,但或许我们讨论霍布斯、洛克、康德、边沁等人的理论时,也会觉得非常好。因此,问题的重点在于什么是现实的,什么是不现实的,这是哲学上的转换,即认识到主观被认定为好的和应当的东西并不等于就能实现。比如,一般都认为共和国是好的,帝国是坏的。但在凯撒大帝时代,崩溃的是罗马共和国,实现的是罗马帝国。

  无论是西方文明的成果,还是修己安人的中国文化传统,对于当代中国的意义,都是在特定的历史性实践当中被汰选、择取、重造的,都是由作为实在主体的社会的发展进程来规定并取得基本定向。因此,转化之主题、真正的焦点在于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在于明了这一社会的转型趋势。

  现代法治需要伦理传统,中华民族复兴开启新文明类型

  我赞同“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背景和基础,而伦理共识离不开伦理传统”。我认为这超越了单纯主观性而达到了“伦理的观点”。

  黑格尔的 《法哲学》 讨论了三个基本的领域:一是抽象法,即外在的法;二是道德,即主观的法;三是伦理,即实在的法。“伦理的观点”是区别于“道德的观点”的。因此,现代法治不能没有伦理共识作为基础和背景,且必定和伦理传统,特别是和社会的现实有关。在整个社会领域当中,西方是“家庭/市民社会/国家”,而中国则是“家庭-伦理社会-国家”,三者是相互贯通的。

  我们在现实历史的进程中要求通达并重建自身传统,实际上正在当下展开。我国提出“新型大国关系”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西方人并不太理解,因为这种方向并不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现代性范围当中,它依靠一种新文明类型来定向。这一方面来自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伟大的传统。

  比如,郭教授提到“重开王道”,引用了孔子的“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后面还有一句:“既来之,则安之”。我认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不仅在于它要成为现代强国,而且在于在此进程中,开启一种新文明类型的可能性。

  修己安人的前提在“共通”,审慎结合现实进行创造性转化

  郭齐勇:我很同意吴晓明教授讲到的立足现实,审慎结合现实来进行创造性转化。中国传统的独特性构成了中国现实的独特性,所以中国当下的现实和中国过去的传统不是对立的,传统也并没有像西方汉学家所说的被放进博物馆。因传统自身的复杂和多元,其在现实中的展开也更加复杂,有一些可能是隐性地存在,但是在创造性转化中得以加强,或者在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共进中向更多方向发展。但这是一个现实的过程,还包含着许多困难需要大家努力。

  第二,修己安人就修己的层面而言,每一个人都自由地去做好人,做应当做的事情,这其中有现实性。儒释道、诸子百家,每一家所认为的“好的”、“应当的”中有重叠共识、相互借鉴、相互发明的部分。所以修己安人的前提,还是在于共通性。而在安人的层面上,我完全赞同吴教授所讲的由于地域和文化传统的差异,导致各国制度和文明之间的异质性。法国的自由制度无法强加给西班牙人,因为西班牙人有特殊的现实,而这恰恰说明我们认识和理解传统的重要性。

  以“礼”为例,创造性转化要融西方长处与中国古典诗意

  近百多年来,我们学习西方的现代化和社会制度,即使走出学徒状况,也不能停止学习。我们要立足传统和现实,对外来文化和它的制度、理念继续开发和吸收,而儒家思想有一些则可以和它们相互贯通。但其中的某些思想形态的确是西方人所不了解的,比如在 《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中,韦伯认为中国的儒道教根本不可能产生现代工商业,那么新时代的崛起怎么样来解释它的传统思想背景? 由此可见,我们传统的思想观念,的确是有一些方面还有积极意义,可以创造转化。

  立足于传统,又面对西方以及原子式个人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我们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现实。当然,作为人,原子式个人只是人存在的一种样式,作为伦理关系中心点的人是伦理的存在,同时还是一个道德的存在,所以一个人完全可以同时具有公德和私德。黑格尔强调道德和伦理的区别,它有非常复杂的内涵,我们如何来创造性地转化,兼容并包? 而在现实性上,我们如何来真正地研讨传统社会、人文精神所涉及的各个方面变得十分重要。

  例如,今天无法来实现传统的家礼,虽然也有人在改造建筑以求恢复,冠婚丧祭之礼的转化也困难异常。所以,如何来实现现实性上的重建,还待主观发挥,使得既有现代的文明,又有像贺麟、冯契、萧?父等前辈所设想的中国古典的美与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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