拖欠36元出租车费，被出租车司机“人肉”找到单位，涉事女白领因此被开除。最近，这件职场小事在上海HR圈内热传，还有人在论坛上发帖讲述，引发了不少关注。有网友评论，“36元车费小到可以说是忘记，大到可以上升到本质是一个贪小便宜的人。”但也有人为这个年轻女白领鸣不平，“难道一个白领会故意不付一笔小小的打车费？”更有专家表示，“职场诚信无小事，各种细节体现的正是职业操守。”（5月12日《解放日报》）

　　“女白领欠车费被开除”，这样一个故事，势必会成为职场教育和道德宣教的绝佳教材。事实上，在此事刚刚曝出之际，便有不少人情绪激昂地声讨当事者，继而重申诚信精神之宝贵。如此这般，从负面的道德样本身上，公众每每都能生发出一股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这是人性使然，也符合社会道德建设的大致脉络。对守信榜样的力挺，对失信分子的讨伐，都是一次“诚信道德”传播和确认的过程。而在这种宏大的叙事下，当事人个体的遭遇，到后来反倒没那么重要了。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实是，为了道德说服的需要，舆论和公众往往会下意识地将相关故事简化。也即，忽略其中的非道德元素，忽略特定行为被多重解读的可能，忽略背景情境的复杂性，而仅仅突出其中最主线的“失德”情节及其触发的后果。这一次，我们将整个事件归纳为“女白领欠车费被开除”。而这，俨然又是一个“坏人有坏报”的典型案例。可事件的完整真相，当真就是这么回事吗？事件所传递的信息，当真就仅此而已吗？

　　超越那令人亢奋的道德叙事框架，此事的前因后果，实在有太多可待追问的部分。比如说，所谓女白领拖欠车费，到底是故意为之还是无心之失？就算将之视作“不诚信”，动辄开除的严厉处罚，又是否合适呢？要知道，现代企业的人力雇佣关系，乃是基于法律和契约的合同关系。这意味着，任何解聘行为都必须有理有据，必须以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款或合同约定作为支撑。倘若出于泛道德化的理由，就单方面辞退一名员工，显然是说不通的。

　　“不诚信”固然不对，也势必要得到相应惩戒，可是这种“惩戒”只能是事前说定而不能临时起意、只能是依章办事而不能随意而为。“女白领欠车费被开除”，从中我们当然可以感受到失信者“自作自受”的报应不爽，却也理应看到当今职场的残酷一面：职员的利益，尚未得到制度化的刚性保护；劳资失衡的格局中，雇佣者拥有着绝对的主宰权。然而，当这一切包装在一起“道德事件”之中，想必很少会有人会关注到，其中折射出的职场世态了吧。

　　看待“女白领欠车费被开除”事件，无疑可以有多种视角。而且，由此引发出的价值主张，也可以有多个维度。如果单单只强调诚信精神之重，而选择性无视职场权利孱弱的现状，终究是有些狭隘和偏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