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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龙贵:完善生育福利比“财政补贴”更靠谱
//m.auribault.com2015-12-08来源: 华西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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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生育,与其单纯地“财政补贴”,不如从制度层面入手,切实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资源和服务的供给,让民众对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公共服务,这些是金钱所无法给予的。

 

  人口学专家梁建章12月5日在一场论坛上表示,即使放开生育,真正愿意生二孩的人可能只有30%。政府应该通过财政补贴、提高妇女地位等方式鼓励生育。梁建章建议,当一个孩子长大以后,未来通过纳税等所做的贡献中约有15%会用于社会的养老,所以基于公平起见,国家可以考虑为新生小孩的家庭给予一定补贴,而补贴的总量可以占到GDP的15%左右。(12月7日《每日经济新闻》)

  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一次重大调整,其所对应的,是劳动力减少所引发的人口红利消失,以及老龄化程度加深带来的养老压力。如果公众生二孩的意愿不高,达不到一定的期待值,将直接影响到政策预期的实现。也因此,通过何种方式来鼓励民众生二孩,成为方方面面所热议的话题。

  由国家对生二孩家庭进行财政补贴,是目前呼声较高的一种声音,原因是民众不愿生二孩的主要障碍在于“抚养成本高”。但这个建议的最大问题在于,补贴多少才合适,资金从哪里来?在城市中生养一个孩子成本高昂,补贴少了根本起不到激励作用,补贴多了,如梁建章所说“总量占到GDP的15%左右”,财政也无法负担。当然可以理解,鼓励生二孩主要着眼于未来,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人口红利要等到若干年才能显现,在经济下行、养老金面临巨大压力的现实下,拿出巨额财政资金来投资未来,显然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

  事实上,以财政补贴的方式来鼓励生育,本身就是一个次优选择。生养孩子毕竟是家庭的事情,财政补贴客观上会引发社会不公。如日本等国家之所以出台类似政策,是因为国民的生育意愿已经降到极限值,危及人口的自然更替。而很显然,我国的人口出生率还没有到这种程度。

  需要厘清的一个误区是,导致民众生育意愿不高的“抚养成本高”,不能简单理解成“缺钱”。比如城市家庭就不比农村家庭更有生育意愿,也没有证据表明高收入群体比低收入群体更愿意生二孩。他们所担心的“抚养成本”,与其说是经济成本,不如说是种种无法预测的风险成本。比如说,在激烈的职场竞争下,女性白领如果生二孩,就很可能面临被淘汰的结局,即便能保住工作,其升职前景和收入也会大大缩水。再比如,北上广包括许多一线城市,人口和教育资源已经接近饱和,对于那些外来人口来说,如果他们没有取得城市户口,二孩的入托和上学,都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

  所以,鼓励生育,与其单纯地“财政补贴”,不如从制度层面入手,切实完善生育福利,加大公共资源和服务的供给,让民众对生二孩后的生活有一个稳定的预期。而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公平的公共服务,这些是金钱所无法给予的。

  (特约评论员吴龙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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