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村民邓钢明夫妇之子邓树超11月30日下午跳江身亡，三天后遗体被渔民发现。死者父母前去认尸，双方因捞尸费协商未果，遗体继续在江中浸泡三天。12月6日下午，经民警协调死者父母支付了5400元后，渔民将死者遗体打捞上岸。（12月8日《华西都市报》）

　　近年来，溺亡之后遭遇“挟尸要价”的事件屡见不鲜。2009年，湖北荆州3名大学生救人遇难，打捞公司“挟尸要价”引发公众愤怒声讨，反映此事的新闻照片《挟尸要价》获奖还曾引发争议。2011年江西九江、2012年山东济南也曾发生过青年男女溺水，打捞者挟尸要价不果，死者家属自己跳水寻尸的极端事情。

　　这次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村民邓钢明夫妇遭遇“挟尸要价”事件，网友同样对捞尸渔民表达了声讨和愤怼：面对丧子之痛呼天抢地的亲人，挟尸要价无异于伤口撒盐，良心何在？道德何存？

　　冷静地分析，单单从道德制高点上给这些渔民贴上“道德冷血”的标签，显然有失公允。渔民“挟尸要价”诚然不妥，但反过来思考一下，他们毕竟不是公益慈善机构，也不是政府工作人员，对于溺水者没有打捞的义务，更没有相应的财政支持，索取适当劳动报酬也无可厚非。因此，从道德上对捞尸渔民进行苛责和批判，并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从道德上对渔民进行愤怼，难以掩盖政府溺水救助或打捞的职能缺位。政府的四大职能之一就是公共服务，对于没有企业、公益组织及机构愿意提供的公共服务，政府理应承担起服务职能。从这个角度上讲，溺水救助和尸体打捞，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职责。

　　实际上，在美国、荷兰等国家，政府都主导成立或批准成立有专业救援及捞尸队伍，一旦发生溺水溺亡事件，救助队伍就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开展救援或捞尸。

　　反观我国，在专业救援及捞尸方面，政府仍严重缺位。虽然有些城市有救援及打捞队伍，但都是民间自发或公益组织赞助成立。由于缺乏资金支持和专业训练，这些民间救援队伍在救援或打捞时面临着诸多困难掣肘，影响了救援与打捞工作的开展和效率。

　　破解挟尸要价困局，亟需政府伸出有形之手，规范管理救援及打捞队伍。或是政府主导成立救援及打捞队伍，免费从事辖区内所有专业救援及打捞业务；或是政府出资支持民间救援及打捞队伍，扩大队伍规模提高业务水平，用严格的制度规范救援打捞行为及价格。

　　与其喋喋不休地对救援渔民进行道德愤怼，不如呼吁并督促政府补上制度短板，让政府兜起社会救援及打捞的底线。这既是对公民最好的庇护，对溺亡者最好的告慰，同时也是对个体及民间救援组织的道德解脱。

　　文/桂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