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秦皇汉武经常被相提并论，他们同样雄才大略、功勋卓著，却遭遇了迥然相异的历史命运：秦始皇建立的强大王朝速兴速亡，享国仅仅十四年余，而在汉武帝时期奠定坚实基础的汉王朝却绵延四百余年。这一鲜明对照不能不引发我们的关注和思考，驱使我们进一步去探索有关秦汉皇权政治的若干问题。日本著名学者西?攵ㄉ?谄渎圩鳌痘实壑?浃纬闪ⅰ芬晃闹性?突实酆盼侍夥⒈砹艘饧?Ｋ??厥蓟仕?ㄖ?盎实邸焙沤馐臀?盎突蜕系邸保?赋銮厥蓟首匀衔?恰吧窀裾摺薄６?骱褐衅冢?孀湃逖У匚坏闹鸩教岣撸??扇迳?岢龅摹疤熳庸邸钡淖???实鄣男灾时欢ㄒ逦?熳樱?簿褪巧系墼谌思涞拇?碚撸?侨硕?皇巧瘛Ｕ庖还鄣阍谘芯恐泄?糯?实壑贫确矫嫫木哂跋炝Γ??币捕晕颐侨鲜肚鼗屎何浠嗜ㄖ?蔚奶卣骷耙焱?侍馓峁┝艘桓龆捞厥咏恰?/P>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曾经讲：“吾慕真人，自谓‘真人’，不称‘朕’。”秦始皇羡慕神仙，自称“真人”，可见其自视为天神之定位，而这也导致他不同寻常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秦初并天下，秦始皇得意于自己“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的平定天下、安定海内的功德和威风，认为自己德高三皇，功过五帝，指出“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要求群臣为其议帝号，并最终确定皇帝尊号以称颂自己亘古未有的尊贵地位及所创下的宏伟功业。秦始皇所确立的皇帝尊号自古未有，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称谓，而实为涉及帝王观念和深层价值认同的重大问题。此外，秦始皇又提出要废除“子议父，臣议君”的谥法，也就是皇帝生前死后，臣下均不能评价、议论其政绩得失。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引裴?《集解》注曰：（谥法）“周公所作。”始于西周时期，已经因袭数百年之久的谥法制度，至秦时废止。秦始皇将自己定格为无人能及的天神身份，想要打破旧制传统，标榜个人权势的思想一览无余。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秦废止的谥法制度在汉初即恢复旧制。汉朝的历代皇帝均有谥号，据《汉书·惠帝纪》引颜师古注，“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以下皆称孝。”汉代皇帝自惠帝起，谥号中皆带“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等，这说明刘姓皇族希望家族后人能够效法并继承父祖之志，世代沿袭慈惠孝亲的传统，以保刘姓皇统的永久延续。汉代崇尚“孝德”，倡导孝治，看重传统的因循和传扬，这是汉代将皇帝定位于人，而不是神的一个明证。即便是热衷于开疆拓土、征伐四方、功勋赫赫的汉武帝，也注重推奉儒学孝治。他不仅表彰六经，兴建太学，修郊祀，改正朔，而且重视利用“三老”“孝悌”“力田”等社会基层官吏宣扬儒家礼法，推行乡里教化。武帝即位之初，就曾下诏曰，“古之立教，乡里以齿，朝廷以爵，扶世导民，莫善于德。”（《汉书·武帝纪》）强调孝顺老者是自古以来的道德标准，而扶正社会风气，引导百姓行为，最好的办法莫过于注重孝德。武帝多次下令嘉奖赏赐“孝悌”“力田”，并给予年高者、鳏寡孤独以及缺衣少食者赐帛絮、米粮的抚恤。相对于秦的短命，有汉一代享国长久，由汉代皇帝自身“真命天子”之定位而形成的帝王观念和制度设计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应是不言而喻的。

　　与汉代崇尚孝治不同，秦崇奉法治，出于对权力、法规、秩序的极致追求，秦多采用商韩之术，以霸道治天下。笔者曾经考察了根植于秦文化深层的核心价值观念“威德”与秦之兴亡间的互动关系。指出“威德”实际具有两层含义：一为秦始皇兼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开拓之功，及其所表现出的令海内折服的威风、威武、气势及震慑力；一为秦始皇治理天下时所采取的尚威严法、多欲寡恩的暴虐政治。然而“威德”之于秦有着正反两方面意义，秦因“威德”而得天下，也因“威德”而失天下。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威德”之所以成为秦政之重要特征，实际也与秦始皇自身天神的定位息息相关。也就是说，正是由于秦始皇对自己天神身份的认同，导致其行为不受任何约束，这既给他带来千秋功勋，也造成了他的极速衰亡。代秦而起的西汉王朝，正是在反思和批判秦弊的基础上，一反秦之“威德”，推崇“孝德”，倡导孝治的，由此，秦汉皇权之异同一目了然。

　　此外，秦朝建立后，秦始皇还曾多次巡行各地，“示强威，服海内”，朝岳观海，刻石立碑，歌颂秦德。如观其刻石立碑的碑文内容，其中充斥的尽是“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威?砼源铮??槐龇?薄拔渫?猿??穸?募?薄叭赵滤?眨??槐龇?薄巴?鹚暮！薄巴??Ｄ凇钡榷郧厥蓟释?鹛煜隆⒕偈牢匏?匚淮罅π?锏挠锞洌?纱丝杉?蓟识云渥魑?煜轮?髟咨矸莸目粗睾颓康鳌６?浜笄厥蓟视?ā岸?魑灏俨剑?媳蔽迨?桑?峡梢宰?蛉耍?驴梢越ㄎ逭善臁钡墓婺：甏蟮陌⒎抗??约啊耙韵筇旒?蟮谰?旱钟?摇钡南笳饕?有羌实奶烨牛?即硬煌?嗝嫣逑殖銮厥蓟式?约憾ㄎ挥谔焐裰?矸荩?胍?匝镒约何奕四芗白鸸蟮匚坏囊恢钟??Ｒ舱?怯捎谇厥蓟仕?烙械乃嘉?绞剑?贾缕淙?τ?奈尴夼蛘汀Ｋ?唤觥袄忠孕躺蔽??保??叶览恳磺腥?Γ?蓝细髦质挛瘢?疤煜轮?拢?薮笮〗跃鲇谏稀薄Ｇ卮?倭盘逑狄捕嘤裳盗酚兴亍⑽??谴拥摹拔姆ɡ簟崩刺?氯沃啊＞荨妒芳恰で厥蓟时炯汀芳窃兀骸柏┫嘀畲蟪冀允艹墒拢?斜嬗谏稀薄？杉?笔币苑?椅睦粑?魈遄槌傻墓倭盘逑低耆?且桓鏊炒又家狻⑻??沃?募虻ブ葱刑逑怠Ｕ庵痔逑邓淙宦?懔饲厥蓟饰?????康骰实垡庵靖哂谝磺械男睦碛?螅??涠?蓝?龅睦?方萄瞪羁讨っ髁苏庵痔逑等狈Φ?裕?笔Ф曰嗜ń?械鹘诘木榔?头蠢』?频难现刂⒔崴?凇?/P>

　　汉儒的深刻反思和批判，导致了从秦政到汉政的深刻变迁，从秦之尚“威”到汉之崇“孝”即是明证。特别是西汉中期以来，汉武帝采纳硕儒董仲舒的建议将儒学定为一尊，儒家学说逐渐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而“少治春秋”的董仲舒，在否定秦政重威严法，抛弃仁义德治的为政方式基础上，结合各家学说，建立了一套以天人关系为中心的理论体系。这一理论，在强调君权至上的同时，又提出了“天人感应”和“天子受命于天”的理念。也就是将“天”置于君主之上，天会对人间天子进行监督，如若天子为政不仁无道，有违天意，那么天将会降灾对其进行警戒，甚至会剥夺其天命。董仲舒提出的“灾异谴告”理论也成为西汉中期在汉廷中跃居重要地位的儒学士大夫上疏陈事，匡正皇帝过失的有力凭借。与秦之“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和“上不闻过而日骄，下慑伏谩欺以取容”的状况对比，汉儒的“灾异谴告”理论在突显天对天子所具有的权威性，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皇权的同时，也起到了维系和巩固皇权的作用，实际也构成了汉政与秦政之区别。（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史博士后流动站，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礼制变迁及其现代价值研究”〔12&ZD134〕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