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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特园里的那些人、那些事
胡平原
//m.auribault.com 2016-01-21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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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的“特殊”朋友

鲜英

  1938年7月,国民党参政会一届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周恩来与张澜恳谈,中共将在西南地区开展活动,希望张澜鼎力相助。作为中共的忠实朋友,张澜当即表示竭诚欢迎。

  国民参政会闭幕后,7月19日张澜同黄炎培、江问渔、李璜等飞抵重庆,下榻于特园。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驻渝办事处负责人周怡同志,当即前往拜访,张澜便将周怡介绍给大家,特别介绍给热情好客的主人鲜英。

  7月27日,由主人鲜英出面,招待黄炎培、江问渔等远方来客,同时请了地方上颇具影响的各方面人士作陪。席上张澜着重指出:由于国难严重,将有大批爱国志士进川,我们应当尽地主之谊,妥善解决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当时在场的就有卢作孚、吴晋航、何鲁、郭有守等接受张澜的意见,作了诚恳的表示。

  1938年底,周恩来、董必武同志抵达重庆后,周恩来便请董老去特园同鲜英面商:中共为各界人士共赴国难,需要有共商国是的场所。特园若能提供这样的方便,当是最理想之处。

  第二天,周恩来由董老陪同亲赴特园,感谢鲜英的支持,相谈三个多小时,分析了国内的形势,阐述了中共在抗日时期的地位、任务和统战政策,并说:“在蒋介石的高压下,这也可能给特园带来麻烦,请问你怕不怕?”鲜英回答道:“都是为了共赴国难,我是一愿意,二不怕!”

  从此以后,中共方面的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便成了特园的嘉宾。特别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短期内就三度光临重庆特园,为特园的历史增辉添彩。

  国民党方面的冯玉祥、柳亚子、张群、邵力子、王昆仑、刘文辉等等,包括联合会的重要成员,都曾做过特园的贵宾客人。

  至于社会上的知名人士中,无党派有张澜等;国社党有张君劢等;第三党(即农工民主党)有章伯钧等;职教社有黄炎培等;乡建派及平教会有梁漱溟等;救国会有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妇女界有李德全等;工商界有卢作孚、胡子昂等;学术界有马寅初等;文艺界有郭沫若、沈雁冰、徐悲鸿、张大千、老舍、巴金、田汉等,他们都曾以特园为民主运动的大本营,有不少的人还长期寄宿于特园。

  参政员们的俱乐部

  国民参政会迁至山城后,历届参政会中的进步参政员,经常聚首于特园。沟通情况,交换意见,磋商国事,探讨大计,酝酿提案,起草文件,很少间断过,特园无形中成了参政员们的“俱乐部”。参政会的历届秘书长、副秘书长,经常出没于特园,这又无形中成了他们的办公场所。

  1938年12月23日,汪精卫叛国投敌,震惊中外。

  翌年1月3日,张澜会同黄炎培、梁漱溟、江问渔、冷御秋等,在特园起草宣言,声讨汪精卫,但国民党禁止各报发表。最后,这份宣言通过鲜英,在《新蜀报》独家发表了,形成大后方公开声讨汪精卫卖国投敌罪行的先声。

  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制定“防共”“限共”“溶共”的反共政策,设立“防共委员会”。接着秘密发布《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共产党问题处置办法》。这些消息通过特园这个信息平台不胫而走,引起社会的关注。6月12日湖南“平江惨案”发生,国民党严禁报纸报道惨案真实情况。参政员则将报告印成书面文件,在社会上广为散发,这就突破了国民党的信息封锁,在大后方激起了公愤。为反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张澜曾当面诘责蒋介石:“共产党抗日,为什么你们不同意?”并要求取消反共政策,使蒋介石窘迫不堪。

  1939年秋,梁漱溟从抗日前线视察返渝,寓居特园,在特园向重庆各界汇报前线国共摩擦的情况,深表忧虑,其时适值国民党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梁漱溟、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参政员事先在特园商定,在参政会上一致要求国民党结束一党统治,以集中举国力量于抗日大业。11月23日,梁漱溟在特园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张澜、沈钧儒、黄炎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晏阳初、光升等国共以外党派和无党派中的知名人士20余人相继参加。11月29日,梁漱溟面见蒋介石,陈述该会为从第三者立场上拥护《抗战建国纲领》,“集合各方热心国事之上层人士,共就事实,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之统一,促成行动之团结。”蒋介石以不组织正式政党为条件,允许该会成立。

  1940年,统一建国同志会举行多次座谈会,这些座谈会大都在特园举行。当时国际形势颇为紧张,国内的国共摩擦有增无减。与会者“坐而论道”,也曾将所“论”的意见向当局进言,可是从未受到过当局的重视。这样一来,与会者深感失望,出席率日渐减少,终于使座谈会难以为继。待到同年冬天,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发出“皓”、“齐”两电,导致国共问题的尖锐化。梁漱溟、黄炎培、左舜生、张君劢皆认为调解国共纠纷,必须有第三者的立场和主张,于是从12月开始,在特园多次集会,酝酿筹备新组织的问题。

  在1940年内,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秦邦宪都曾在特园为各界人士讲解时事和中共的政策。特别是在8月的一次集会上,周恩来讲了中共的团结政策,强调“只有抗战到底,才能团结到底,也只有团结到底,才能抗战到底”的道理。这就启发了各界人士深明大义,因而深受教育。

  这样的集会,经常在特园举行。甚至中共内部的某些集会,也来特园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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