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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世界
谈毅
//m.auribault.com 2016-05-31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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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分子”一词是个舶来品,源于19世纪的俄国和法国。无论是“德雷福斯事件”中宣称代表世界普遍正义和良知的左拉、雨果,还是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俄国十二月党人,在人们心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是不攀权附势、不热衷名利,秉持独立判断及道德良知的那一类人。

  一个人算不算“知识分子”不光看他的职业和学识,而且要看他是不是具备超越一己利害得失的精神,能不能在所学所思的基础上发展出对国家、社会、文化的时代关切。这是一种近乎宗教信仰的精神,无论是逃避责任还是道德堕落,都是对知识分子志业的背叛。

  在中国的语境中,知识分子是“士”与“士文化”的现代阐释。“士”不等同于文人,“士志于道”。只有具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道德理想和社会担当,才配称之为“士”。中华文明之所以历经沧桑而绵延不绝,“士”与“士文化”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1840年以来,面对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知识分子急于救国,开始扬弃固有文化的包袱,着力向西方寻求真理。

  现今的中国,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从未如此之近。要跨越这一步,还需要中国知识分子重塑群体身份意识与使命意识。面对多元文化与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的转型发展期,需要知识分子积极担当,站立在时代潮头推动中华文明的再次崛起。

  有些人可能会说,学问无非是在“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真正的知识分子要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灵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但正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马克·里拉所说,重点不是在于知识分子该不该参与政治,而在于如何参与政治,以怎样的价值立场,为何目的而参与政治。

  真正的知识分子从来不会将自己放逐于时代之外,更不会将自身矮化为盲目热情、狭隘眼光、不顾社会后果的冒险者。人们所担忧的就是那种随意从自己的口袋里掏出一个计划,宣告一种关于人类社会与人性的全新图景,并放弃实践责任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往往沉醉于精致的思想游戏,而忽视社会责任与担当。这就好像当前网络世界中某些活跃的“知识分子”,习惯于圣化自己的观念乃至自身,热衷于华丽的口号和空洞的批判,自诩社会的良心,却无助于解决社会具体问题。

  前段时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撰文称,中国已经进入一个“知识匮乏”的年代。他认为,缺少实用性和创新性知识探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知识分子缺少批判精神和想象力。此言一出,批评者有之,不屑者亦有之。但冷静下来扪心自问,为何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尚未能成为时代的精神脊梁?为何报效祖国、服务社会还没有成为全体知识分子价值观念上的最大公约数?为何百岁高龄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罗纳德·科斯在去世前,还在忠告中国学者要从“黑板经济学”回到真实的世界?

  是我们的思想市场不够开放吗?是我们的体制机制束缚太多吗?我觉得,关键还是要从知识分子自身来找找原因。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的本质其实就是责任,对国家的责任,对民族的责任,对文化的责任。无论在时代动荡、生存挤压的政治夹缝中,还是在浮躁夸张、泥沙俱下的镀金时代,知识分子都不能丢弃对理性、理想和批判的坚持。只有站在国家的高度看问题,站在国家的利益角度谈对策,站在国家的需要做研究,才是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担当。

  当然,光有情怀是不够的,知识分子还应对现实怀有敬畏之心。正如萨特所说,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敬畏的感觉。同样,当知识分子进入真实的世界,即使在很小程度上对社会真正的理解,也能使人感受到敬畏与愉悦。现代文明的基础在于劳动分工,知识的爆炸与学科的分工使得全知、全能成为笑谈。

  就针对公共问题发声的“知识分子”而言,最大的问题在于他们不是局内人,而是旁观者。倘若要真正发挥言论的正面价值,不仅要根据公共问题所应当遵循的规则来发言,更应该将其言论建立在专业主义之上。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的合理性在于其专业性,无论是在公共平台上表达,还是以决策咨询方式辅助,都不能以堂吉诃德式的“勇气”横扫一切、妄言妄为。

  总之,“知”的越多,“不知”的也越多。专业性决定着知识分子的影响力,就像众多思想库越是专业越是著名。政策咨询与社会参与不仅要技高一筹,而且要独树一帜。有了专业能力的支撑,才能使建言具有更高的信息含量、知识含量、政策建议含量,才可以开辟出一条独特的学术之路、资政之路。(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金融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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