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多年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经历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和从社会主义革命向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两次历史性的转变。在这两次历史性转变过程中，1956年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是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之年，从此中国开始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探索时期，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和物质基础。

　　一

　　中国共产党从建党开始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将在民主革命中要实现的目标同将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要实现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强调“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76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中国人民，经过28年的艰难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开了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的大门。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头三年，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集中力量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国民经济，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同时也适时进行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国营经济和开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等一些带有社会主义革命性质的工作，推动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1953年，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党中央制定了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基本完成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根据总路线的要求，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推进经济文化和社会建设，进行民主政治建设。1954年，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1956年，在基本完成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又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从而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在这个过程中，党中央将社会主义改造与实现国家工业化并举，继续保持在民主革命中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的联盟，采取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改造形式，引导资本主义工商业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在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实现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对资产阶级实行和平赎买的设想。在农业合作化中，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帮助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虽然在一些地方出现了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步子过快的问题，但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农业大国在实现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的同时，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无疑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历史性胜利。

　　二

　　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建设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广阔的发展前景。但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是一个崭新的课题，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前进。

　　我国在国家政治经济管理体制的构建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过程中，在考虑自身实际情况的前提下，借鉴了“苏联模式”的一些方式，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有利的，但是也带来了一些“水土不服”的问题。党中央对这些问题逐渐觉察，经过执行“一五”计划一段时间的实践和对斯大林逝世以后苏联政局变化情况的观察分析，毛泽东强调要坚持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制定中国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从1956年2月到4月，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进行了调查研究，形成了一些有长远指导意义的思想。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1960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谈到：“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9册第21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

　　《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方针是，“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3、44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报告论述的十大问题即十大关系，涉及我国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各个方面，侧重讨论经济问题。

　　《论十大关系》初步分析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十个涉及全局的重大关系，为搞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开了一个具有深远意义的好头。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提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5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论十大关系》成为起草党的八大政治报告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在修改八大政治报告稿时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国不但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14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

　　党中央、毛泽东的这些看法，实质上提出了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代表着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重大问题最初的自觉意识，为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准备。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一是这里已经有了中国搞社会主义要有自己“特点”的要求，这是后来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雏形；二是这里已经有了要对“苏联模式”进行反思的要求，这是后来走出“苏联模式”束缚的前导；三是这里已经有了“第二次结合”的要求，这是后来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

　　围绕着这些总的看法，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理论。

　　第一，在政治上，八大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的变化，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的根本任务。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一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二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国内形势和主要矛盾发生了重大变化。八大正确地分析了这些变化，指出：由于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基本上建立。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领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

　　第二，在经济上，八大总结了“一五”期间的实践和反对冒进的经验，提出了既反对保守又反对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大会要求，根据需要和可能，合理地规定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把计划放在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基础上，以保证国民经济比较均衡地发展。陈云在大会发言中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提出了“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苏联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而且涉及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合法存在和发挥作用的问题。周恩来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由于价值规律在我国经济生活中还起着一定的作用，在某些方面更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正确地运用价值规律，正确地掌握物价政策，就可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八大实际上考虑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第一步，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初步实现工业化；第二步，再用几十年时间接近或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号召团结一切可团结的力量，搞好建设，对人类有所贡献，不然就会被开除“球籍”。（《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三，在思想文化上，八大确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繁荣科学和文化艺术工作的指导方针，反对用行政的方法对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总结讲话中指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同上，第54页）“讲学术，这种学术可以，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多。” （同上，第55页）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说：“现在春天来了嘛，一百种花都让它开放，不要只让几种花开放，还有几种花不让它开放，这就叫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说春秋战国时代，有许多学派，诸子百家，大家自由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只有反革命议论不让发表，这是人民民主专政。……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第574—57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八大确认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双百”方针，要求用适合科学和文化艺术发展规律的方法，而不是简单的行政的方法来指导科学和文化艺术的发展，指出，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文化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

　　第四，在党的建设上，八大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方位的重大变化，提出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历史任务。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居于领导地位。鉴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历史教训和中国共产党在工作中存在的缺点，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的党即将面临的执政考验成为现实，加强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成为迫切任务。

　　八大提出，党的建设的基本任务是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密切结合，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要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清醒认识由于党成为执政党，脱离群众的危险和危害都比以前大大增强，因此，必须在全体干部和党员中反复进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要坚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加强对党的组织和党员的监督，反对个人崇拜，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

　　八大制定的路线是正确的，八大实事求是提出的许多具有前瞻性和创造性的方针和设想，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自觉和自信，也体现了这种探索的重要经验和重大成果。

　　关于这种探索的历史意义，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人民出版社1993版）

　　三

　　1956年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化之年。这年的6月和10月，波兰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相继发生，同时，国内的社会主义改造引发的一些社会矛盾也逐渐显露，出现了一些社会风潮。毛泽东高度关注事态的发展，称这一年是多事之秋，各种思想继续暴露出来，希望同志们注意。

　　对于发生“多事之秋”的深层次原因，毛泽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主要从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在11月4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说：“波匈事件应使我们更好地考虑中国的问题。苏共二十大有个好处，就是揭开盖子，解放思想，使人们不再认为苏联所做的一切都是绝对真理，不可改变，一定要照办。我们要自己开动脑筋，解决本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问题。……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就成为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第2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在国内外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下，这些矛盾表现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上，形成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斯大林的严重错误之一就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来对待人民。苏共二十大也是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全盘否定斯大林，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为否定十月革命开了门。受斯大林错误和苏共二十大错误的影响，“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搞掉，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同上，第34页）

　　面对国内社会风潮中暴露出的矛盾，毛泽东深感在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全党和全国工作重点转向经济文化建设的时候，教育党员干部学会搞经济建设和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强调：“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同上）结合波匈事件的教训，他提醒全党：“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群众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同上）

　　“多事之秋”使毛泽东进一步看到了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人民内部矛盾和阶级斗争新情况的出现又使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有了新的思考。

　　1956年临近结束的12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毛泽东的多次修改意见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删去了文章初稿中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学习苏联经验的结果”一句，并批注：“中国建设事业的方针是否正确，还待将来证明，这里不说为宜。”（同上，第58页）历史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的预见。

　　60年过去了，关于1956年在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历史地位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个问题的思想指导，他指出：“道路决定命运，找到一条正确道路是多么不容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党和人民历尽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实践探索，是党和人民在历史新时期把握现实、创造未来的出发阵地，没有它提供的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没有它积累的思想成果、物质成果、制度成果，改革开放也难以顺利推进。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作者：北京大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主任，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