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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什么概念都追溯到希腊和西方,长期下去,中国的学术史、学科史就没有了——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苏长和
//m.auribault.com 2016-01-04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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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的政治学和国际关系理论处于沉闷状态

  我认为近代资产阶级革命以后,西方政治学理论至今没有形成革命性的突破,大部分理论还停留在17-19世纪阶段,在吃老本,讲来讲去就那么几个人。国际关系理论也是,流行的理论大多是在西方内部国际关系经验和实践基础上产生的,解释当今世界的变革,已经力不从心。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界如果都是英美那几个人、那几个概念、那几个理论炒来炒去,那就是“一言堂”了,会使得国际学术界万马齐喑,不符合学术自由的秉性,把我们的独立思考给束缚住了。我们国际关系学界最近出现了一股较强的学术自觉趋势,就是试图重新书写国际关系理论。我认为现在是一个很好的理论创新时机,但关键是要有理论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意识,否则创新的方向就会有问题。

从“找不同”思维转向“找共通”思维

  我们在抽象任何一种理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陷入到自我局限的思维窘境中,表现为树立一个假想的对立面,在概括自己与对立面的不同中突出自己的特色。我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为理论建构中的防御性的“找不同”思维,其优点在于有助于在多样群体中确立某个事物的类别和独特属性,但是其缺点在于产生内卷的封闭效果,在持续不断的“找不同”中,理论往往缺乏舒展的气质和吸纳外人的效果。“找不同”思维是必要的,然而仅有此又是不够的。

  这就需要另外一种思维也即“找共通”的思维,其要求在看似不同的事物之间寻找彼此的共通性和联系性,将理论的解释边界扩大开来。一种理论要具有更强的解释性和吸纳能力,它在能够解释自身的同时,也能通过对他者的解释能力乃至在被他者接受过程中产生扩散效应。因此,中国制度模式和制度体系既是“土特产”,但又不是“土特产”,理论从特殊到普遍的惊人一跳,往往在于构成这个理论的关键概念,完成了从描述某一特定现象的专有名词,扩大到解释更广泛现象的普通名词。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我们说某一理论是“中国特色”的时候,这还只是思维的第一步,这种特色要具有世界意义,还必须要勇敢地迈出第二步,应该能够在解释外部世界或者在被外部世界接受的过程中,完成从专有名词到普通名词的升格,变得具有普遍意义。

敢于用中国本土概念解释别人

  人类社会和政治生活中有许多同义异名和同名异义的概念和表述。西方说“宁在乡村当首脑,也不在罗马当副手”,这个表述在中国就是“宁做鸡头,不做凤尾”。我们讲中国的协商民主,可以说是中国民主的独到形式之一,是中国政治的一个专有概念,但是这个概念要有扩散能力,就需要用这个概念去研究别人,通过在发现和解释别人过程中,这个概念就不是中国专有的了,就变成了一个普遍概念。

  所以,就需要我们有理论自信,去发现其他国家和社会中的协商民主成分。中外学者一起研究,这个概念就走出去了。但是,关于这个概念的原创权在中国,别人研究协商民主的时候,文献追溯首先要引中国学者最先的看法是什么,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对此形成安排的,通过这样,我们也就掌握了这个概念的发明权和解释权。我认为这是文化领导权建设的内容之一。现在学界有种风气,就是什么概念都追溯到希腊和西方,长期下去,自己的学术史、学科史就没有了,源流就接到别人那里去了。这是不行的。

  长期以来,我们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概念基本来自西方。一个国家的社会科学如果充斥着外来概念,那么本国的学术表达一定会成为问题,对自己的认识、理解和表达也会成问题,外来概念对本国话语和思维会起到格式化的效果,将本国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意义遮蔽、覆盖和修改了,长期下去,文化主权自然会削弱,也很难谈文化领导权。

  关于“协商民主”只是一个例子,相信还有很多,我们需要的是围绕这些核心概念一个一个梳理和积累下去,形成自己独立的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但我认为,在解释别人过程中,我们一定要抱有对他者文化的基本尊重,不能像西方的东方学那样,把别人像小姑娘一样随意打扮,用概念作为标签,随意贴在别人身上,甚至贬低或者诬蔑他人。(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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