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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的生成

马世年

//m.auribault.com 2015-05-04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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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指出，人类文明在轴心时代有着重大的突破，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诞生了孔子与老子等，并且“中国所有的哲学流派，包括墨子、庄子、列子和诸子百家，都出现了”（《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华夏出版社1989年）。以往学术界谈及我国的轴心时代，主要以这些论述为依据，学者们也多是枚举先秦诸子个人，作较为笼统的阐释。然而，倘若更进一步追问：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雅斯贝尔斯所说“精神导师”的内涵、进而更为深刻地认识我国的轴心时代？这些精神导师的思想到底是如何呈现出来并影响到后来的社会？则问题便不再仅仅停留在思想家个人的层面，而是回归到了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回归到了诸子的著述，因而与先秦子书的成书联系了起来。

　　与汉魏以后的典籍不同，先秦子书的编集与成书是一个颇为复杂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在《古书通例》中谈及先秦古书的时候，提出过一些很重要的论断，包括古书不皆手著、古书单篇别行之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等。这是说，先秦古书的体例与后来的书籍有着甚大的差异：就作者而言，先秦时期的著书是不自我署名的，“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增”。因此，题为某氏某子之书者，乃是从学术渊源上“推本其学之所自出言之”，而不都是出自某人之手，其中还附有其后学之作。就流传而言，先秦古书大都是作者“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因而多单篇的流传，非如后世书籍那样汇成一编之后才开始传播；就性质而言，西汉之前并无后来意义上的“文集”一类，而汇编有师徒之作、“成一家之学”的诸子之书就相当于后世的文集（《古书通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钱存训先生也说：“流传今日的先秦著作，都多少曾经汉代学者删定，因此很难确定在某一部书中，哪些是原著，哪些是后人所增添。”（《书于竹帛》，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其意与余先生也大致相近。

　　这些看法深得先秦古书的实际，的确是通人之解。以这种眼光去审视先秦子书，则其成书当中原本一些复杂的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进一步说，先秦子书的结集多非一次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其间则不断有补充、增益及改动的情况。整个诸子的著述在这一点上大致都相近或者相似，自有其共通性在内。郑良树先生说：“根据个人的浅见，有些子书恐怕是多次、多人、多时及多地才结集而成。”（《诸子著作年代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这意见是很对的。

　　考察先秦子书结集的实际情况，也不难看出其成书过程的复杂性。譬如《老子》一书，随着近年来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关于其成书问题的讨论就越来越深入。1973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书本《老子》、1993年湖北郭店楚墓出土的简本《老子》，以及2000年北大所藏简本《老子》等等，与今本在文字、义理、章次等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别，可见该书的流传在战国时已经很复杂了。伏俊琏先生说，“《老子》最初由老聃口述大义，其弟子整理成最早的传本”，其书“非一人一时一地写成，而是经过后学多次补充、加工、阐释、整理而成”（《先秦文献与文学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这个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又如《论语》，其结集也至少在两次以上。前人将其中的《学而》至《乡党》10篇称之为“上论”，《先进》至《尧曰》10篇称之为“下论”，并且认为“上论”精粹而“下论”驳杂。其实所谓的“上、下论”的差异与分别，不过是《论语》成书过程当中的不同的结集而已——因为编集者、编集时间及搜集内容的不同，自然形成了文本的差异。再如《墨子》一书，本是先秦墨家学派著作的汇编，非一人一时之作，由墨子弟子及后学记录编纂而成，大部分篇章的编集在战国中期。其内容颇为庞杂，大部分是墨子与弟子讲学或谈话的记录。全书今存53篇，大致可以分为5组，各部分的写成时间也是不同的，有些则晚到战国末期，譬如《备城门》以下11篇，其中涉及的官职和号令就采用秦国后期的制度，可见也经过了不断的附益。

　　尤其具有代表性的是《荀子》与《韩非子》。荀子因其“倡言性恶，兼法后王，王道与霸道并重，义利兼顾”以及“特别反对孟子”等原因，其书自刘向校定之后，一直受到正统思想的排斥，少有人为其整理作注。故直到杨??时，《荀卿新书》依然是“编简烂脱，传写谬误”，因此，他对该书的篇次、卷数等，“以类相从”，作了较大的调整：“以文字繁多，故分旧十二卷三十二篇为二十卷，又改《孙卿新书》为《荀卿子》，其篇第亦颇有移易，使以类相从云。”（杨??《荀子序》）今本《荀子》的篇目次序也基本上体现了杨??变动原书篇第的基本原则与指导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书末6篇文章的归置。杨??在《大略》与《宥坐》篇题下分别作注说：“此篇盖弟子杂集荀卿之语”，“此以下皆荀卿及弟子所引记传杂事，故总推之于末”。在杨??看来，《大略》等6文已非荀卿之自著，因而作为全书附录置于书末，诚如梁启超所说：“疑非尽出荀子手，或门弟子所记，或后人附益也。”（《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韩非子》一书，今本55篇绝大部分为韩非自著，但也混杂有后学及他人之作。其编集与成书是在韩非去世之后进行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韩非去世之后，开始有门徒整理师说，将其著述搜集汇为一编。但是此本与今本相比并不完整，《初见秦》与《存韩》等秦廷档案文书并未收入进去。这是《韩非子》编集的第一阶段。《显学》一篇，具有学术专论的意义与书序性质，当是该书的后序，就如同《庄子·天下》《荀子·大略》以及后来的《淮南子·要略》《史记·太史公自序》等书序一样。另外，今本之中一些作者明显有问题的篇章，很可能就是韩非弟子、后学作品的附入，就如同《楚辞》的成书过程一样。第二，汉初能见到宫廷内府藏书者，又将《初见秦》《存韩》等档案文书编入韩非著作集中，这个过程应该是在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罢黜申、商、韩非诸家学说之前完成的。从时间上看，编集者距离韩非已近百年，故而虽对韩非的生平事迹有大致的了解，但对于一些具体的作品已很难分清了，所以才会将《初见秦》这样的文章收录到韩非的编集中。这个过程也是《韩非子》的编集与成书当中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此后，其面貌便基本定型了下来。（马世年《韩非子的成书及其文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要之，先秦子书的编集经过，其实也就是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过程。在此视野下重新审视雅斯贝尔斯所说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我们就不能不追问：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到底是指怎样的一些人？譬如老子，是指《史记》中所记载的老聃，还是指《老子》一书的著者？如果是就后者而言，则所指将不只是老聃，还要涉及《老子》一书后来的增补与改动者——或者说，涉及整个老子学派，这二者并不是等同的。同样，孔子的思想，更多是门弟子的记叙，这也就与《论语》以及整个孔门学派联系了起来。至于韩非子，我们不仅要关注《本传》所记载“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少恩”的韩非，更要关注《韩非子》一书的著者：韩非以及他的门弟子，也就是整个韩学学派。显然，以往的研究者对这个问题思考得尚不够周密，忽视了在经典生成中后学弟子的重要贡献，作为老师思想的传承者，他们也成为轴心时代文化主体的重要组成。

　　结论很明确：考虑到先秦古籍的成书体例与文化元典的生成过程，则所谓轴心时代的精神导师，其实更多是指那些元典的创制者，它固然主要是学派的创始人，却也离不开其门人后学——或者说，是与整个学派相关的。余嘉锡先生说：“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即为某氏之学。”也就是“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从而“明其为一家之学”（《古书通例》）。这也就是钱存训先生所说：“采用某人名义作为书名的书籍，不一定完全是某人的著述，也许是他的门人记述他的言行，也许是某一学派的学者，用其学派中最权威的人名作为所著的书名。”（《书于竹帛》）这里的“一家之学”才是“精神导师”的本质所指。只有从古书体例、学派传承的视野去考察轴心时代的经典生成，从“一家之书”“一家之学”的角度认识轴心时代的思想家及其思想史意义，我们关于轴心时代及其文化主体的理解，才会深刻得多。（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

编辑：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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