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为

　　■中国的崛起要在国际比较中才能看得更清楚

　　我们可以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发展中国家，第二类是转型经济国家，第三类是发达国家。把过去35年的中国和这些国家进行比较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些结论。

　　首先，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取得的成绩超过了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发展中国家最大的挑战是消除贫困。过去30多年，按照联合国的统计，世界上贫困的80%左右是在中国消除的。把印度、埃及、巴西、南非这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成绩加在一起，也没有中国的成绩大。现在我们国家提高了扶贫标准，贫困人口又变成了1亿多人。但实事求是地看，贫困不是光看现金收入，而是看收入加财产。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经历过土地改革的国家，我们的农民有地，有房子，如果把这些都算进去的话，我们贫困地区的很多农民，与许多其它发展中国家相比，大概都属于中产阶层了。

　　第二，与转型经济国家，特别是俄罗斯、东欧、中亚这些国家进行比较，基本结论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整体取得的成绩超过这些国家成绩的总和。一个简单的数据就是，我们的经济在前30年，从1978年到2009年，增加了18倍。相同时期内，俄罗斯、东欧、中亚基本上是1倍。改革开放前，苏联经济规模比我们大，现在俄罗斯的经济规模只有我们的四分之一，而且俄罗斯的产业结构和苏联时期相比，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靠能源和军工，而中国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形成了大量的新兴产业。

　　第三，与发达国家比较。国内很多人会说，中国和发达国家差距还很大。我在法国、瑞士生活了20多年，回到上海已经1年多了。我经常在进行比较。实际上有很多地方我们走在他们的前面了。就拿上海和纽约作比较，上海的硬件已经全面超越纽约了，无论是机场、港口、码头、高铁、地铁，完全是不同时代的作品了。软件方面也可以比：比方说上海人均寿命是82岁，要比纽约高4岁；我们城市的治安，比纽约好很多倍；我们的婴儿死亡率也比纽约低。实际上，我们整个发达板块，人口已经与美国相当，完全可以和发达国家比一比。我不是说我们各个方面都很好，我们还有很多问题，但是今天的中国确实已经没有必要仰视西方了，应该平视西方。我们有一些地方不如他们，但确实在很多地方做得比他们好了，甚至好很多。这给我们带来了自信。

　　■对于中国经济实力，可用三种方法来解读

　　一是把中国分成两大板块：一块叫“发达板块”，或者叫“准发达国家板块”，一块叫“新兴经济体板块”。这两个板块之间形成了高度良性的互补和互动。我觉得这是中国迅速崛起的一个关键。

　　二是用购买力平价（PPP）的方法。按照我们现在官方正式的汇率统计，2010年中国经济规模超过了日本。但是按照麦迪森的算法，用购买力平价来统计，实际上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赶上了日本。所以他当时预测，到2015年，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现在主要的国际组织，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几乎都持类似的观点，就是按照购买力平价来算，五年之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如果不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而是按照官方汇率的方法，包括每年人民币对美元升值3%-5%，那么十年之内，中国经济规模应该超过美国。

　　三是看中国人的住房。这个太重要了。尽管现在中国国内的老百姓对房价有很多抱怨，但事实上，多数中国人已经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因为他们大都有自己的房子。财政部此前认为我国住房自有率为85%。我看到最低的估计也是75%。现在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子，但他们的父母几乎都有房子，计划生育政策意味着这些房子以后大多要传给他们，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不是穷人了。和其它问题一样，在住房问题上，我主张先肯定，再改进，也就是先肯定自己的成绩，再来自信地解决存在的问题。中国的问题都说得清楚，都有解。我在上海经常坐出租车，跟出租司机聊天，40岁以上的几乎都有房子。我估算他们平均有1.5套房子，净资产至少为200万元，甚至300万人民币，他们当然比50%的美国人富有，也比50%的欧洲人富有，但他们还认为自己是弱势群体。总之，如果把中国人的房产算进去的话，许多关于中国的排名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

　　■中国作为文明型国家，主要有八个特征

　　中国是一个文明型国家。什么是文明型国家？就是一个5000年延续不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结合在了一起。这样的国家，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两河流域文明都中断了。埃及的穆巴拉克说，埃及有8000年文明，但今天的埃及和古埃及文明没有任何关系，今天埃及人是后来移民过来的，语言文字也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而中国人绝大部分是中国土地上的原住民。

　　打一个不太准确的比方，中国就好像是罗马帝国，它没有解体，一直到今天。我用另外一个概念，叫“百国之和”，就是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我甚至有这么一个观察，我们内地三座典型城市的人群，上海人、北京人、广州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差别恐怕要大于典型的英国人、德国人、法国人。但是我们在一个文明底下生活了数千年，这种差异变成了一种精彩，大家可以就互相的差异开玩笑。

　　文明型国家主要有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超大型的人口规模。我们有的时候习惯了“中国世界上人口最多”这种说法。但仔细再想想，这不是一般的多。我们每年都有春运。2013年的春运有31亿人次，这是一个什么概念？这意味着把整个北美洲、南美洲、欧洲、非洲、日本的人口加在一起，一个月里面从一个地方移到另一个地方。人口的压力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同时也是中国巨大的机遇。做产业的人知道，在中国做到最大，在世界上就可能是最大的，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什么奇迹都可能创造出来。

　　二是超广阔的国土疆域。我们现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一般的国家，劳动力工资一提高，从沿海它就转移出去了。但在中国，我们是转移到内地，内地的基础也很好，所以现在内地在重复过去20年沿海地区的增长奇迹。

　　三是超悠久的历史传统。就是中国的任何东西都有很强的传统。我不说这个传统是好还是坏，传统是个中性的概念。要与传统一刀两断太困难了。比如说现在讲经济，中国的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可以追溯上千年，可以追溯到西汉的《盐铁论》，政府对铁和盐的税收等，甚至可以追溯到夏朝的大禹治水等。我国人民对政府的期待和一般的西方国家是不一样的，自古以来政府在经济中就发挥重要的作用。

　　四是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中国文化的丰富性在世界上是少有的。我在欧洲呆了20多年，欧洲最好的菜是法国菜，其次是意大利菜。我们中国有八大菜系。八大菜系中任何一个菜系拿出来，都比法国菜要丰富，因为八大菜系是“百国之和”的产物，而法国菜主要是法兰西一个国家的产物。其实，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是这样丰富的。过去我们穷，不容易感受到自己文化的丰富和精彩。现在富裕起来了，就可以感受到了。比如说上海周围那些江南小镇，一个个都有上千年的历史，这是非常丰富精彩的文化财富。

　　五是独特的语言文字。基辛格在《论中国》这本书里讲到，中国人使用的语言，是3500年前由甲骨文延伸过来的。甲骨文是什么概念？就是比古希腊城邦共和国早1000多年，比古罗马帝国早1500多年的文字。这种文字，它的结构，到现在还基本上是一样的。比如说“孝敬”的“孝”，在甲骨文里就是老子在上面，儿子在下面。你说这是好还是坏？这不是价值判断，而是传统的一部分。

　　六是独特的社会。西方总是在说，你们社会发展了，社会就要和政府对抗，和国家对抗。但中国不是这样的。中国是“家国同构”的社会，国家是最大的家。所以我估计中国发展趋势是社会与国家的高度良性互动，而不是对抗，这种趋势已经出现了。

　　七是独特的经济。我引用复旦大学史正富教授的观点：一个战略性的中央政府，一个竞争性的地方政府，加上竞争性的企业，这三者合在一起，形成了三维经济，或者叫混合经济。还有一点特别要强调的是，政府能够进行中长期的规划。我们关心中国经济的话，都会关心五年规划的制定，关心中央每年的经济工作会议。这是体制化、新型的民主决策机制，经过成千上万次的上上下下的磋商，这种民主决策的质量，西方远远比不上，这一点我们可以非常自信。

　　八是独特的政治。西方现在对中国的批评，主要就是用民主与专制这个范式来论说一个国家是民主还是专制。但这遇到了很大的困境。它的预设就是，民主是好的，专制是坏的，而民主是什么，只能由西方来界定。但是世界上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而搞得一团糟的比比皆是。所以我说，如果一定要把世界上的国家分成两类，那么只有两种，不是民主与专制，而是良政（good governance）与劣政（bad governance）。良政可以是西方的模式，西方有为数不多的国家治理还是可以的，而相当多的国家没有治理好，否则不会陷入如此严重的金融危机和债务危机。良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我们中国大陆虽然有很多问题，但是整体的治理水平远远超过别的国家。同样，劣政也可以是西方模式。这一点非常重要。从伊拉克、海地、阿富汗，到现在破产的希腊、冰岛等，都没有治理好。劣政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如缅甸等。

　　■对中国的未来，我非常乐观，中国崛起会产生很多影响

　　对中国未来的预测，我也是非常乐观的。过去30多年，悲观主义的预测都错了。有很多原因，主要是意识形态的偏见，放弃不了“历史终结论”的意识形态。我认为，10年之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个好像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了。有人说，成了世界最大经济体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照人均GDP一算，也就是美国的四分之一。但我觉得关键的关键，一个是经济总量、综合国力的变化，这是改变世界格局的；另一个情况是，我估计到那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应该是美国人口的2倍。我用一个美国人也可以接受的经济标准来界定中产阶层，因为世界上关于中产阶层没有统一的指标，我的经济标准就是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加一套产权房，包括所有的“房奴”（因为美国、欧洲的房奴比例比中国还要高）。我估计到那个时候，中国中产阶层的人数大概是6亿多，而美国人口是3亿多。所以这个时候情况将出现巨大的变化。西方到今天还不愿意承认中国的发展模式，不愿意承认1949年中国革命的意义，不愿意承认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这些都没有关系，我们有耐心。但如果10年之后，你还是不承认的话，那就解释不了中国的巨大成功。

　　我认为，世界秩序将从纵向秩序逐步转为横向秩序，所谓纵向的秩序，就是说西方在上面，其他国家在下面。这个在上面包括财富，包括思想。所谓横向的秩序，就是大家开始平起平坐，在财富上、在思想上都是这样。

　　中国崛起会产生很多的影响。我认为会形成一种新的范式变化，就是良政和劣政这一范式将代替民主与专制这一范式，因为后者解释不了这个复杂的世界。第二，中国消除贫困的模式会影响整个世界。第三，中国的成功会激励越来越多的国家去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这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政权合法性、一党执政、腐败和普世价值等问题

　　关于政权合法性问题，一些西方人总是强调，你们不是多党制，不是一人一票选出来的，就没有合法性。这个观点太浅薄了。中国政权形成合法性的时候，美国根本不存在，英国都不存在。中国合法性的论述核心是两个概念，一个是人心向背，一个是选贤任能。人心向背是一种长远的眼光，人心与民心相通，与民意不完全一样。民意如流水，但民心大如天，民意可以变来变去，但民心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东西，是一个国家整体和长远的利益。

　　十八大期间，《纽约时报》约我写一个评论，谈谈十八大。我就写了一篇《选贤任能挑战西方民主》。看一下中国的政治局常委的履历，他们至少当过两任省委书记。我们一个省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你要治理好之后才有可能拿到“入场券”，还不一定真能进。这是世界上最具有竞争性的政治模式，一种选贤任能的模式。

　　还有就是一党执政。很多人总是说，中国怎么总是一党执政啊？他们搞不懂这个情况。我们这个党，名字叫“党”，但和西方的“党”完全不同。西方的政党理论说简单是非常简单的，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利益集团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起源，然后通过票决制，你51%我49%，你就赢了。中国历史不是这样的传承。我们可以说，两千来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执政。一个“百国之和”的超大型国家，它的中央政府不可能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如果它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的利益，中国人民一定会抛弃这个政府。历史上的儒家执政集团，它也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它可以是真正地代表，也可能是不一定真正地代表，但它也要说它是真正地代表。像西方政党那样，只代表部分人利益，那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如果一定要套用一党制话语的话，那么过去两千多年里，至少90%的时间里，中国都是一党制，而其中四分之三的时间里——这也是国际上多数学者公认的——中国比欧洲要先进。工业革命之后我们落后下来了，现在又真正地赶上来了。

　　还有腐败问题。中国腐败问题确实比过去严重。但是我们要注意中国是在财富爆发性增长的情况下，监管一时跟不上，这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一个大国，避免过这样的情况。但即使这样，现在别的国家，如巴西、印度、俄罗斯、乌克兰等等，他们的腐败情况都比中国严重。而且中国是一个超大型国家，我们可以分板块进行比较，我在意大利做过访问学者，意大利腐败肯定比上海严重。

　　还有所谓普世价值的问题。由于文化传统不一样，同样的价值，一个民族对它的重视程度、优先顺序不一样。在东亚，民调显示人们在各种价值中，普遍把“社会秩序”放在第一位。在美国，“言论自由”排在第一位。但是我去过美国很多次，美国是一个讲政治正确的国家，讲政治正确的国家怎么会有言论自由呢？我很好奇。

　　还有就是中国民众对国家发展方向总体上满意度很高。我们现在看到网上有很多文章，很多媒体天天恨不得说中国要亡国啦，国家解体啦。但你只要找出世界上任何一个社会学意义上的民调，如皮尤中心的民调，盖洛普的民调，或者是台湾大学的民调，或者是国内做得最大的零点公司的民调，其结论过去十几年情况都是一样的：第一、中国人是世界上对前途最乐观的，最低的时候也有75%的人对前途乐观。第二，中国中央政府在自己国家里威望很高，在世界上大概是最高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看，这种态度给中央政府以巨大的回旋余地。

　　我以一个小故事来结束。十八大前夕，BBC采访我，这个记者比较资深，比较傲慢，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张教授啊，你认为中共还会有十九大吗？我说，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对中国的政治预测为什么老是出错？我都想不起来哪次是对的。我说，本人订阅你们《经济学人》杂志有15年了，如果叫我打分的话，关于中国大陆的政治预测，它只能拿C-。就这么个水平，预测了半天还不如我一个人预测得准。我说你最好花时间研究一下中国历史，四千年朝代史。中国历史上一个“好朝代”的寿命至少250年，比美国历史都长。所以中国今天的崛起，还是崛起的初级阶段，更精彩的故事还在后面。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发展模式研究中心主任、上海社科院中国学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