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新中国的建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所谓执政，就是治国理政。治国理政绝不是一般的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也不是通常的工作目标任务的制定和贯彻，而是反映和体现更高更深层次的战略思维。习近平同志说过：“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思维，是邓小平同志一生最恢宏的革命气度，也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

　　党执政以后到“文化大革命”，在治国理政战略思维上既有宝贵经验，也有沉痛教训。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的三天，胡耀邦向叶剑英建言的三句话——“停止批邓，人心大顺；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花”，是当时极其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最能正确体现治国理政大计的战略思维。接着在拨乱反正中，把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带动党和国家一切工作，同样是在中国往何处去的历史关头最能正确体现治国理政大计的战略思维。改革开放以来类似的事例，也不胜枚举。

　　战略思维属于意识形态范畴，它来自实践，又指导实践，还要受实践的检验。实践的发展是无止境的，战略思维也必须与时俱进。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历史条件下所做的一切，尤能说明这一点。

　　（一）用“一元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统帅一切

　　我们党是靠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起家、打江山和治国理政的。建国后从1957年到“文革”的二十年，我们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走了弯路，酿成灾难。但这不是坚持，而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结果。新时期通过拨乱反正，重新回到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才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取得改革开放辉煌成就。与此同时，多年来国外一些势力一直在攻击马克思主义，国内一些人士也不断在鼓吹指导思想“多元化”，这就是党中央反复强调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原因。

　　治国理政战略思维的首要一条，就是举什么旗帜去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理论问题是根本问题，理论上坚定才会有政治上坚定。1921年1月列宁在一本小册子中批评布哈林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犯了折中主义错误，但充分地肯定他说：“布哈林同志有许多优点，其中之一就是他有理论修养，他对任何问题都要探究理论根源。”实践证明，无论是取得成绩还是犯了错误，根子往往在理论问题上。列宁的这一赞扬，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党治国理政首先着眼于理论问题，有重要借鉴意义。

　　十八大以后，习近平高度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他在2013年1月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强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提出“革命理想高于天”、没有理想信念就会导致精神上“缺钙”而得“软骨病”的重大论断。在2013年12月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会上，他号召学哲学用哲学，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揭示了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在当今时代依然有着强大生命力，依然是指导我们共产党人前进的强大思想武器”，还着重讲了推动全党学习和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深入理解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关问题和党的理论路线的正确性，并特别强调党的干部要努力把这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2015年1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以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和方法论为专题。习近平指出要学习掌握世界统一于物质，物质决定意识的原理、事物矛盾运动的原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以及认识和实践辩证关系的原理，来指导和推进各项工作，发展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在2015年11月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时，他又要求立足我国国情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年3月，他还提出“构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重要命题。2016年5月17日，他主持召开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再次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高度重视结合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这些论述已涉及马克思主义主要内容的方方面面，体现了把“一元化”的理论指导放在首位、用它来统帅一切的治国理政战略思维的精髓和要义。

　　（二）用“两个一百年”的中国梦凝聚人民的意志和力量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共产党的力量来自于人民，根植于人民。我国有56个民族，13亿多人民，该用什么东西作为“黏合剂”来吸引、感染、号召他们，使之紧密联系和团结起来，从而充分发挥出巨大能量呢？这是治国理政战略思维必须解决好的问题。

　　十八大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任务，是在建党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建国一百年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甫一履新就说：强调总任务，是因为我们党从成立那天起，就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改革，就是要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国家强盛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

　　十二天后的11月29日，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中国梦”的概念。他指出，回首过去，必须牢记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能自强。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凝聚了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体现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历史告诉我们，每个人的前途命运都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

　　2013年3月17日，习近平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进而系统阐发了中国梦的内涵，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这就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他强调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后来他还进一步发挥说：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相通。世界好，中国才会好。

　　中国梦是对“两个一百年”总任务的形象化表述，易为最广大人民、以至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一切炎黄子孙所理解和接受。“人心齐，泰山移。”它正在凝聚着人民群众的坚强意志和伟大力量，推动着历史的车轮驰而不息地滚滚向前。

　　（三）用“四个全面”作为治国理政的总方略和战略布局

　　“四个全面”是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首次将“四个全面”并提。2015年2月，他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依法治国研讨班上，首次把它定位于党中央的战略布局。在“四个全面”中，第一个“全面”是战略目标，其他三个“全面”是实现这个战略目标的战略举措。四者相互贯通，相辅相成，构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而且其中每一个“全面”本身，也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思想理论和实践行动的体系。

　　十八大确立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大建设“五位一体”的总布局，这是管长远的东西，将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四个全面”由此而来，它深刻体现了五大建设的要求，只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今后五年的战略目标，是一个相对短暂的历史时段即第一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但这个目标实现后，其他三个“全面”的任务依然存在，那时将成为为第二个“一百年”服务的战略举措。列宁曾说过，“社会主义者应当善于区分部分和整体，应当按整体提口号，而不是按部分提口号”。“五位一体”总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都是按整体提口号的范例。习近平指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而提出和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全局”二字值得我们细加琢磨和领会。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运用战略思维治国理政的必然要求和生动表现。“战略”一词原指对战争全局的筹划和指导，后来引申为泛指对一切带全局性或有长远意义的行动的统筹谋划。这是在大事情上才使用的大字眼，其最重要的特质是全局性和长远性。比方说，我们把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制定的目标任务叫做战略目标或战略任务，把从全局和长远出发安排工作叫做战略部署或战略布局，把从全局和长远出发观察事物叫做战略眼光或战略视野，把影响全局和长远的政策措施叫做战略决策或战略举措，把在全局和长远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叫做战略地位或战略方位，等等。这一切，都是从全局和长远出发思考问题即坚持战略思维的结果。“四个全面”就是运用战略思维按“五位一体”总布局，对党和国家各项大事的总安排，是治国理政的总方略，是路线方针政策的总框架，是指导一切工作的总纲领。“四个全面”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注入了新的内涵，使21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又有了新的形态。

　　（四）用“五大发展理念”引领新常态下的发展实践

　　十八大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在新常态下，面临经济增长速度必然换挡、经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发展动力持续转换的新形势，我们的发展理念也必须随之更新，与时俱进。

　　习近平在2015年10月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说，理念是行动的先导。一定的发展实践都是由一定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的。发展理念是否对头，从根本上决定着发展成效乃至成败。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五中全会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提出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创新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注重的是解决人与自然和谐问题，开放发展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五大理念相互贯通、相互促进，是具有内在联系的集合体，要统一贯彻，不能顾此失彼，也不能相互替代。

　　但这五大理念的战略地位还是有所不同的，其中创新特别是科技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据工信部部长苗圩称，当今世界的科技实力可分为五个级别，第一级为核心，是美国；第二级为发达，是英、德、法、日四国；第三级为登堂入室，是俄、意、加、韩等中等发达国家；第四级为站在大门口，是中国、印度、墨西哥、南非等发展中国家；第五级为落后，其余发展中国家都在此列。我国的位置在第四级，即在大门口。于此可见，对我国的科技实力应有十分清醒的估计，必须把科技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如果说创新是发展的第一动力，那么共享是发展的最终归宿。多年来我们党一再强调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十八大进而宣布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离开共享，离开共同富裕，一切发展都将失去其本来意义和应有价值。

　　五大发展理念归根到底是科学发展的理念，是在新常态下对科学发展观的逻辑延伸和进一步贯彻落实。列宁说过，革命辩证法的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和“根本的理论基础”。科学发展观和五大发展理念，正是涉及了马克思主义中最核心的东西。

　　（五）用“三个没有变”坚持和完善现阶段基本经济制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制度是社会一切制度中最重要的、起决定作用的制度。在经济制度上采取什么态度和大政方针，是对执政党战略思维以及由此而来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十五大规定我国现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并载入宪法和党章。十六大据此又提出“两个毫不动摇”方针：必须毫不动摇地发展和巩固公有制经济，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十七大和十八大明确予以重申。这是对过去“左”的年代搞单一公有制、追求“纯而又纯”社会主义的否弃，是新时期改革开放在经济领域的一个最重要内容和特征。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我国的特殊国情决定的。我国不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苦于生产力的落后，苦于物质基础的脆弱，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正是由于逾越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长期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才成为不可逾越，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存在和一定甚至相当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为什么要确立上述基本经济制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方针的根由所在。

　　但多年来所谓“国退民进”还是“国进民退”的争论不绝于耳，令人们疑云满腹，首鼠两端，客观上严重阻碍了我国经济激发活力和持续发展。在此关键时刻，2016年3月4日习近平会见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四次会议的民建、工商联委员，指出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发展起来的，是党领导下开辟出来的一条道路，充分肯定其快速发展在稳定增长、促进创新、增加就业、改善民生等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重申它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没有变，我们“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没有变，我们致力于为它的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和提供更多机会的方针政策没有变。这“三个没有变”的表态迅即引起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国”与“民”的进退之争似更不合时宜，两者都要“进”，才是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正道。

　　当年苏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列宁着重指出要“利用资本主义建设和巩固社会主义”，使“私人资本主义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帮手”。毛泽东也曾在1956年对资改造基本完成后，提出“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针对“姓社姓资”的抽象争论，强调要用“三个有利于”作为主要判断标准。习近平“三个没有变”的讲话，从一定意义上说，实质是继承列宁的科学观点，回归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发挥邓小平的重要论断，对于廓清种种迷惘、困惑，对于当下继续全面深化改革、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我们宣传党中央这一充分体现与时俱进的治国理政战略思维，尽可光明正大、理直气壮。

　　党的九十五岁生日即将来临。十八大以来党在治国理政战略思维上的与时俱进，是给党的“九五”华诞的最好献礼。衷心祝愿党在今后更娴练地运用辩证、科学的战略思维，在治国理政中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实现愈益繁重艰巨的历史使命。（作者：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兼省委讲师团团长、浙江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原主席、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