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司马迁的《史记》是我国最为伟大的史学名著，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古希腊罗马曾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明，至今仍让西方世界引以自豪。有一部《希腊罗马名人传》（又译《希腊罗马英豪列传》），就是记述古希腊罗马名人的传记作品，就写作风格与影响力而言，可与《史记》相媲美或等量齐观，此书的作者叫做普鲁塔克。

　　生花妙笔写英豪

　　普鲁塔克（约46年—120年）是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人，出生在希腊中部波奥提亚地区喀罗尼亚城一个乡绅家庭，他的父亲是敦厚励学的君子，在哲学和神学上都有相当的造诣。他自幼养成对知识的爱好，年轻时进入雅典，受业于名师阿蒙纽斯，孜孜不倦地治学。他一生游历丰富，足迹遍布希腊各地，访问过埃及和小亚细亚，曾因公务去意大利，在罗马待过较长时间，结识不少名人。所到之处，他都极为留心搜集当地史料与传说，从而成为饱学之士。

　　学成之后，普鲁塔克回到家乡，过着平静的生活。他担任过行政官员，主要工作是调解私人的恩怨，公道审理案件，并为民众提供各种服务。据说，他曾经为两位帝国皇帝图拉真、哈德良讲过课，并博得他们的赏识。进入晚年，哈德良授予他希腊行政长官的高位，还出任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终身祭司，并成为雅典的荣誉市民。他为官清正，平易近人，颇受欢迎，而让他名垂不朽的是他的著述。在履行公职之外，他专心著书立说，写下大量作品，流传至今的有《道德论集》、《希腊罗马英豪列传》（简称《列传》）。

　　普鲁塔克生活的年代，正值罗马帝国鼎盛时期，跨越地中海三大洲的庞大帝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可是，他的祖国希腊在经历三次马其顿战争之后，已然沦为罗马帝国的臣属与行省。然而，希腊毕竟是希腊，也曾有过无与伦比的辉煌，所创造的高度文明着实令罗马人由衷敬仰。作为希腊民族的优秀分子，普鲁塔克不希望伟大的希腊从此暗淡无光。无论是英雄造时势，还是时势造英雄，在他看来任何伟大时代总与伟大人物密不可分。他之所以为那些英雄豪杰撰写传记，就是让他们以德行与操守所留下的事迹传承下去，并以此为鉴而指引我们的人生道路。

　　与司马迁写作《史记》相似，普鲁塔克对《列传》的结构安排别出心裁。全书写了50位人物，除了4位帝王单独成篇外，其余46篇组合成23对列传。他将希腊罗马英豪中命运、气质或功业相似的人物一一对应分类，分别为之立传，最后进行比较评述，从而构成一篇列传。比如，创基开国者忒休斯与罗慕路斯，政治改革者梭伦与普布利科拉，继往开来者亚历山大与恺撒，政坛雄辩者德谟斯梯尼与西塞罗，彼此相应成传。他的写作手法颇为高超，总能把传主活灵活现地写出来，力争表现出真实的面貌；他没有简单地罗列事迹，而是讲述引人入胜的故事，甚至包含轶闻逸事和花边八卦；他注重对人物的描绘与情节的交代，讲究意境与韵味，富有广度与深度。

　　流芳千古泽后世

　　普鲁塔克是一位兼容并包、博采众长的哲人，柏拉图的学院派为他打下哲学思维的理论基础，亚里士多德的逍遥学派使他通晓逻辑与自然科学，斯多葛学派让他习得立身处世的原则，伊壁鸠鲁学派让他找到合理的生活方式，毕达哥拉斯学派使他养成与人为善的态度。正是如此深厚的人文修养，塑造了他那悲天悯人的性格与慈悲为怀的情操，所有这些都在其著作中打下深深的烙印。所以，他在列传中尽管描述过很多惨烈的战争场面，但并不渲染与赞美暴力；他的笔触饱含着人性的柔情，在写到老加图没有善待奴隶的时候，他禁不住批评其性格苛刻不近人情；他不仅崇尚对人的慈悲，而且将慈悲精神推及到动物，在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的传记中有对于爱护动物的生动叙述，指出人若对他人怀有慈悲之念，对动物也会有恻隐之心。

　　尽管普鲁塔克钟情于希腊罗马，但它们同样难逃衰亡的命运，所幸的是他的著作并不因时代变迁而淹没。随着西罗马帝国的衰亡，欧洲进入基督教时代，迎来了漫长而黑暗的中世纪。在早期基督教时代，柏拉图受到推崇；在中世纪教会时期，亚里士多德成为权威；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当人们开始重视个性与自由的时候，他们开始转向普鲁塔克。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指出：“普鲁塔克深刻地影响了十八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自由主义者以及美国的缔造者们；他影响了德国浪漫主义运动，并且主要的是以间接的路线继续影响着德国的思想一直到今天。”

　　的确，文艺复兴以后普鲁塔克的《列传》尤为深入人心，不仅对西方价值观的重建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且为欧洲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灵感与营养。西方史学界对于传记的写作，一直到十八世纪都遵循他的原则与规范，仿照他的风格与样式。莎士比亚从他的作品中获取素材，写出了三部与罗马有关的经典戏剧；蒙田在其名著《随笔集》中，约有四百多处引用他的作品；美国文学家爱默生把《列传》称为“英雄的圣经”，从中得到很多启迪。时至今日，世界各国仍旧翻译出版名著。盐野七生在写作畅销书《罗马人的故事》的时候，少不了要参阅《列传》。

　　瑕不掩瑜有遗憾

　　严格地说，《列传》并非完美无缺，其瑕疵是显而易见的。作为希腊人，普鲁塔克写希腊人物颇为成功，写罗马人物却相对逊色，究其原因，恐怕在于他使用母语希腊文写作，而没有运用当时拥有优势的拉丁文，尽管他曾客居罗马相当时日，但他对罗马的了解却不及对希腊那么熟悉，从而使他的妙笔不能完全挥洒自如。从史学角度看，《列传》最为欠缺的是所写的事件都没有指出发生的年月，让读者找不到时间感，这一点大不如《史记》；还有不少轶闻逸事不断出现于《列传》里，虽然增强了戏剧性，使作品更为生动有趣，但未必属实的传说有损于真实性。

　　还有一大遗憾，就是普鲁塔克有深重的英雄崇拜情结，他所选择的传主大都是叱咤风云的军政领袖，而哲学、文学和艺术领域的精英未能进入他的“法眼”，除了当过执政官的西塞罗之外，他没有为那些文化名人立传。在他看来，就历史价值与不朽名声而言，文化名人无法与建立事功的英雄豪杰媲美。其实不然，中国古代有“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之说，立功只是其中之一。况且，亚历山大、恺撒、苏拉等人只是称雄一时，他们所建立的霸业并不能持久，不是土崩瓦解，就是烟消云散；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文化名人则永远闪耀在历史的星空，他们的思想蕴含着巨大能量，总能给后世带来无穷无尽的想象与影响。

　　总而言之，瑕不掩瑜，普鲁塔克及其《列传》已赢得历代读者的青睐，随着时间的推移，仍将散发历久弥新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