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光光

　　提要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发展环节，广东都引领时代风潮。当国人对西方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广东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当大多数国人惊讶于洋枪洋炮的威力时，广东的思想家已经在为维新变法而奔走呼号；维新变法的浪潮还没有散去，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潮又在南粤大地风起云涌。

　　对于未来的广东，不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敢拼敢闯的精神，还需要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与步步求证的科学精神。敢拼敢闯与严谨务实并不矛盾，当后发地区急于追求物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广东作为先发地区反倒应不急不躁、严谨务实地全方位推进社会发展与变革。

　　广东作为近代中国最早向西方文化打开大门的省份，不仅是中西文化交汇最为激烈的地区，也是近代化步伐最快的地区。广东在近代时期所走过的近代化历程为当代广东的高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这种基础不仅决定了广东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版图中的特殊地位，也使广东在改革开放之初时即能迅速启动改革开放的步伐。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东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新阶段最大的特征就是危机与挑战的日益显现。危机与机遇并存，当挑战来临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广东面临重大机遇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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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年左右这个关键的近代化“时间窗口”，整个中国只有广东跨入了中西交汇的进程

　　从十六世纪开始，随着海上航线的不断开拓，整个世界的发展进入到了海洋时代。随着海洋时代的来临，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与海洋时代同时来临的是资产阶级革命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在英、法等国的相继完成，标志着人类文明史的进程由古代跨入近代，由农业文明跨入工业文明。

　　在海洋时代与工业革命相继来临的时刻，清王朝却采取海禁政策关上了通向海洋的大门。1757年，为防范英国商船北上，乾隆皇帝决定只许广州一口通商。这一决定使中国在历史转折的关键点上没能汇入到近代化的浪潮中。事情总有其正反两面，乾隆的决定虽使中国在近代化最关键的时刻自我隔绝于世界之外，却使偏在华南一隅的广东获得了封闭中的中国输入西方文化的垄断权。在鸦片战争前一百年左右这个关键的近代化“时间窗口”，整个中国只有广东跨入了中西交汇的进程。

　　纵观近代中国历史的每一个发展环节，广东都引领时代风潮。当国人对西方还一无所知的时候，广东的先进分子已经开始开眼看世界；当大多数国人惊讶于洋枪洋炮的威力时，广东的思想家已经在为维新变法而奔走呼号；维新变法的浪潮还没有散去，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潮又在南粤大地风起云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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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及“开放基因”再加上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扶持，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枝独秀

　　历史的发展往往具有巨大惯性，广东在近代时段所取得的先发优势在最近三十年又被重新激发起来。当代广东所以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因为这片土地具有对外开放的“基因”，这种基因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地理上毗邻港澳、面向南洋的先天“地理基因”，二是近代以来长期对外通商所形成的后天“开放基因”。得天独厚的“地理基因”及“开放基因”再加上国家层面上的政策扶持，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一枝独秀。但也应注意到，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广东的发展优势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与挑战。

　　第一，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近代文化红利”对于广东的推动作用已经逐渐减弱。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认为，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也就是近代国人的现代化梦想在当代中国逐渐实现的三十多年。国人关于现代化的“梦想”从十九世纪中叶就开始萌芽，历经百年坎坷逐渐成型。在物质文化层面上逐渐实现了富强的目标后，何去何从，这是一个关系到未来广东与中国命运的大问题。这个问题在近代文化资源库中找不到答案。广东要想继续担当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必须直面物质文化之外的问题，必须在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上作出自己的思考与实践。红利没有之时，才是真正见证广东敢为人先的时刻。

　　第二，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文化交汇线”正从广东逐渐铺向全国，广东在文化上的特殊优势正在消失。近代中国文化的一大特征就是中西文化的冲突交融，东南沿海一线的区域就是近代中国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文化交汇线”。从近代以来，广东都处于这条“文化交汇线”的核心与最前沿位置，因此，广东在近代以来天然地领先于全国。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与大交通时代的来临，广东“文化交汇线”的文化优势正面临丧失的危机。各个地区的协调发展、平衡发展、科学发展将是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在这一发展主题之下，“文化交汇线”也将加快由东部沿海发达地区扩展至中西部地区的步伐。

　　第三，“政策红利”的逐渐淡出也使广东面临发展推动力减弱的危机。改革开放之初国家发展政策向东南沿海特别是向广东地区的倾斜，使当代广东坐享了三十年的“政策红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局部突破的发展战略逐渐让位于整体协调发展的发展战略。在国家发展的“通盘考虑、统一布局”的整体战略布局中，广东已从改革开放之初的一枝独秀变为国家发展战略中的一个棋子。政策红利的变化使广东面临着国家层面政策推动力逐渐减弱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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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展机遇、地理区位、发展基础考察，广东仍然具有超越式发展的条件与可能性

　　从当代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决策的角度看，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梦的一个重心就是要打破不平衡的发展格局，逐渐建立起东、中、西部地区平衡发展的和谐大局。国家层面上地区发展策略的变化对于包括广东在内的东部地区来说是危机与机会并存。

　　从发展机遇、地理区位、发展基础考察，广东仍然具有超越式发展的条件与可能性。

　　从地理位置看，不管是作为中国面向南海的南大门，还是作为泛珠三角地区的龙头和出海口，都决定了广东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位置。在发展机会均等的情况下，地理位置具有优势的地区仍然具有更好的发展条件与发展机遇。

　　从发展机遇看，通盘、机会不会永远垂青于一个地区，在新一轮的发展机遇中，广东失去的是一枝独大的政策扶持， 获得的却是平等竞争的新机会。政策扶持所带来的发展绝对不是可持续的发展，平等竞争中奋勇争先闯出来的血路才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之道。

　　从发展基础看，“近代红利”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大发展已为未来广东的发展打下了雄厚的基础。已有的基础是广东发展的最大优势，也是广东寻求突破的重要条件。从这个角度看，发展经济仍然是经济高速发展后的广东的最重要的任务。没有经济上的持续发展，制度层面的探索与变革就缺乏物质层面的有力支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破解发展难题，实现科学发展观的根本之策、关键之举。”广东作为先发地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显得更为紧迫。在制度文化层面的破冰尚有待时日之时，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不失为明智之举。经济发展模式的成功转型会对制度文化、思想文化的转型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若广东能率先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型上走出一条新路，也就自然为改革的下一步突破做好了铺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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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东在“硬实力”的建设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软实力”的探索与构建中必将见证自己的智慧

　　“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是广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形成的文化特征，但当今中国，不管是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无不以“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为旗帜奋勇争先，敢拼敢闯已经不再是广东的专利。对于未来的广东，不仅需要改革开放初期敢拼敢闯的精神，还需要踏踏实实的实干精神与步步求证的科学精神。敢拼敢闯与严谨务实并不矛盾，当后发地区急于追求物质文化大发展的时候，广东作为先发地区反倒应不急不躁、严谨务实地全方位推进社会发展与变革。

　　经过近代中国先进分子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长期探索，物质文化现代化的发展路径对于当代中国来说其实很明确，但如何实现制度文化的现代化及社会发展的全方位现代化，近代文化思想库中的资源并不多，实现的途径也不是很清晰，因此在制度层面的变革比单纯地追求物质文化发展具有更大的难度与风险。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必须继续发扬敢拼敢闯的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广东就会停留在物质文化现代化的成果上裹足不前。但是，在具体展开制度文化层面探索的时候，鉴于其挑战性与风险性，反倒应保持一种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在以加强社会建设为中心的制度文化层面改革这一全新的改革重任面前，大胆假设、小心求证、谨慎探索、局部实践、逐渐推进也许是一种可行的推进方案。大胆假设就是敢拼敢闯精神在思维层面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没有经验可以依循，必须对实现目标、实现路径进行大胆探索、大胆假设。但也正是因为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没有经验可循而又事关未来中国的发展大局，其成败与否甚至可以以生死攸关来形容，对改革方案的任何细节都务必小心求证、谨慎探索。在改革的具体实践上则应先局部实验再逐渐推行。如果说物质文化层面的现代化更多地体现为“硬实力”的话，制度文化层面的变革则更多地体现为“软实力”。高楼易建、公路好修，“软实力”的构建则需要更多的政治智慧。广东在“硬实力”的建设中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在“软实力”的探索与构建中必将见证自己的智慧。

　　（作者系暨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