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5月27日清晨，山西省古交市，一位60岁的老人吊死在古交市政府的大门上。时隔不久，他的儿子因涉嫌遗弃罪被当地警方逮捕，目前法院已经开庭但尚未作出判决。记者调查发现，这位父亲在自杀前，曾经为了自己的“低保”被取消一事，多次要求相关部门予以恢复，但未果。而他被警方逮捕的儿子，生存状况也同样令人唏嘘。（11月10日《华商报》）

　　老人上吊自杀，其儿子因涉嫌遗弃罪被逮捕，并被送上法庭。如此“速决速战”，似乎在其他案例中是少见的。如果老人死在自己家里，又被证实为自杀，当地警方会不会有如此雷厉风行的行动？即使涉及遗弃罪，这种还被普遍认为家庭内部的问题，会不会轻易进入司法程序？看上去，这位老人是死错了地方，吊死在当地市政府的大门上，不是玷污了当地政府的脸面么？

　　上吊自杀选择了当地市政府的大门，除了“冤有头债有主”是找不出更好的解释的。事实上，这位父亲在自杀前，曾经为了自己的“低保”被取消一事，多次要求相关部门予以恢复，但未果。这本来也可作为一种死因，而且与老人的“死法”形成合理的因果。那么，为何老人死后，其儿子王丽文赶到古交市公安局时，现场另一位警察就训斥王丽文，“你这是遗弃罪，你不管你老子，他才吊死的”？当地有关部门又为何要回避老人的“低保”问题？

　　“遗弃罪”的先入为主和闭口不谈“低保”问题，很像是在擦老人留在市政府大门上的“污渍”。当地有关部门急于找出一个“死因”，很可能是想替代老人这种“死法”的指向性。而以“遗弃罪”逮捕老人的儿子，就结果而言，一是把老人的死因归于被子女遗弃（而不是因为“低保”被取消）；二是可以避免可能引起的上访以及有效控制上访的主角。

　　这并非笔者因此案的离奇而生疑，而是在事件进展中，相关疑点十分明显。死者儿子王丽文是不是够得上遗弃罪？即使撇开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就在王丽文是不是符合取保候审的环节上，获准的条件是要在取保候审书上特别保证，“（死者）王银洞家属不能上访和不能向政府索要赔偿金”。而就是因为“王丽文拒绝取保候审，他说自己没有罪”，被送上了法庭。一起涉及遗弃罪的起诉依据，居然是死者家属会不会上访和向政府索要赔偿金。那么，当地司法部门是在为死者主持公道，还是在为相关部门“擦屁股”？

　　不仅如此，死者的儿子是不是够得上“遗弃罪”，也存在着客观情形上的“硬伤”。王丽文的律师李维锋认为，如果死者王银洞够吃“低保”的标准，那么政府不给办低保显然不对；但如果王银洞不够吃“低保”的标准，就说明他能自食其力，显然，遗弃罪就不能成立。那么，究竟是谁“遗弃”了死者王银洞？

　　当然，在死无对证之下，一切还有待于进一步查实。但是，在已知的相关情节中，当地相关部门的某些做法是不妥的。如果老人不是因为被子女遗弃而寻短见，也不能因为老人“死错了地方”，就让其子女以承担法律责任来“擦干净”市政府的大门；即使此事与“低保”无关，政府部门也不能因担心家属上访或向政府索要赔偿金，就先下手为强。这样做的结果，若不能为死者伸冤，就是在给一个不幸的家庭雪上加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