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事酒”已经成为广大农民的不可承受之重。尤其是随着年关临近,很多人已经收到了各种酒席的邀请。此时此刻,各地亟须狠刹“无事酒”,给农民减负。

　　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谈到农村扶贫时感叹,份子钱已经成为农民最大的负担。记者在秦巴山区、武陵山区等贫困地区调研时,也时常碰到群众抱怨“无事酒”名目繁多,并且越来越“雷人”:有人怀孕了摆“保胎酒”,有人楼下搬楼上摆“乔迁酒”,甚至有人连出狱都要摆“洗心革面酒”……有些农民一年辛苦到头,大部分收入都变成了“份子钱”。

　　在不少农村地区,整治“无事酒”已成为群众最强烈的诉求。为顺应民意,不少地方的党委政府都将整治“无事酒”作为党风民风建设的重要内容,并取得了积极成效。以秦巴山区贫困县巫溪县为例,该县10万余户群众,通过整治“无事酒”,一年可以为群众节约10亿元左右,平均为每个家庭节约约万元。

　　“无事酒”没了,份子钱少了,群众过得更轻松,对政府的满意度有所提升,党风民风也得到了改善。记者在巫溪等地调研时发现,昔日无处不笙歌、处处是酒席的农村,如今已满街难找“无事酒”。农民的日子过得更轻松,形成了自觉抵制无事酒的风气,互相攀比、铺张浪费的不良之风明显好转。

　　然而,欣喜的背后仍存在两方面的隐忧。其一,全省、全市、甚至全国范围内整治“无事酒”的大氛围仍未全面形成。已经整治“无事酒”的地方,犹如被包围的“孤岛”,稍有松懈随时有可能重新沦陷。其二,“无事酒”也在不断演化,变得越来越隐秘,越来越难查。比如,一些人为了规避检查,跨行政区域办酒席；一些人为了避人耳目,化整为零,多个场所分散办酒席；甚至还有一些人,今天办两桌,明天摆几席,只收礼金,不写礼单……这些都给持续整治带来了极大难度。

　　这些不断出现的新现象、新难题,既需要各地党委政府创新思路,完善体制,强化部门联动,加强区域合作；又需要全市、全省甚至全国形成一盘棋,共同整治“无事酒”,共同编织一张足够大的“天网”,让“无事酒”躲无可躲、藏无可藏。只有这样,才能防止“无事酒”钻空子、“打游击”,死灰复燃。

　　眼下,随着年底日益临近,越来越多农民工在犹豫要不要回家过年,份子钱已成为他们寻找乡愁的羁绊。身在农村的农民也在发愁年关怎么过,份子钱已经成为堵在他们心口的一块石头。此时此刻,亟须刹一刹“办酒风”,让农民的年关过得更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