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进了洞房，伴娘去了“天堂”。这是发生在海南文昌一场婚礼上的悲剧。9月11日，28岁的伴娘杨某，因酒精中毒，导致呕吐物堵塞呼吸道，窒息身亡。

　　伴娘豪饮时身边人的狂欢与起哄，醉后被架到酒店行李车上时一旁人等的嘻哈，与最终在抢救台上生命的消失，形成了强烈反差。视频在网上传播之后，引发了众人围观，然后，各种惋惜、各种指责，各说各话。

　　其实，伴娘杨某只是无数“不醉不归”的伴郎伴娘中的一个。近几年，婚礼上因酒丧命的悲剧，似乎从没间断过。浙江松阳有一名新郎挡不住亲友灌酒，大醉身亡；青岛一男子为了灌伴郎的酒，结果把自己的性命灌丢了。而海南伴娘杨某之死，因为有相关视频的疯传，才将这个喜事变丧事的话题，端到了更广范围的人群当中。

　　伴娘杨某醉酒身亡之后，有人说这女孩太实诚，是傻死的——“你就不能兑上水喝么？”这是中国式的酒场睿智，很现实，很管用，但这种评判，多少还是冤枉了人家。

　　明明是人为的悲剧，却被描述成热情过了火；明明是糟粕，却被冠之以“乡俗文化”。这是各地喝喜酒常常喝出悲剧的原因所在。从海南伴娘醉亡之前周围的场景看，杨某完全是被当时现场整个环境中的愚昧、婚俗中落后的酒风给淹死的。它与热情、热闹、热烈无关，更与文化无关，只与愚昧与糟粕有关。

　　伴娘杨某在婚礼上的场景，在国内很多地方司空见惯。把伴郎伴娘、新郎新娘，甚至参加婚礼的客人用酒灌倒灌翻，已成了某些人的一种集体认同的乐趣。婚礼是这样，过年过节是这样，有些地方上下级与同事聚在一起也是这样。这是酒文化吗？这种喝酒的方式还有文化吗？实在是玷污了“文化”二字。它只能表明，在酒席上，尤其是在婚礼的酒席上，今天的很多中国人，身子已经进入了物质丰富的时代，但脑子还停留在落后的糟粕之中。

　　这场悲剧，按照法律的走向，可能伴娘本人得承担一半的责任，理由是她作为成年人，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她必须对自身负起主要责任。这样的法律设计，我以为，是有缺陷的。

　　原因在于，一个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在这样低俗落后的糟粕文化中，她实际上无能为力。在一些地方，原本就是把做伴娘伴郎，当成“替酒鬼”来看待的——既然你做了伴郎伴娘，逼你喝酒就是天经地义。这种让别人拿生命来喝酒的强制性，实际上是丛林法则，它本身应该属于法治规范的范畴。很多国人却将这种玩生命的游戏、带有强制的规则，当成了“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的人际关系考验；将“女人不醉，男人没机会”，当成了周边人群在一些特定场合的相互意会。

　　这不是文化，是法律设计的一块空白。所以，在这场悲剧当中，我们不能把教训的账很大一部分记在伴娘这个个体身上，而是应该记在现场劝酒者、起哄者身上，记在法律设计的缺陷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