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卫专业：春天还有多远
作为参与学院招生的辅导员，他对这种尴尬场景并不陌生，却没料到一场严重程度远超SARS的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农民培训 多些定制服务
今年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充分发挥线上培训优势，空中学校、乡村大讲堂、职业农民培训班等开展得如火如荼，向乡村生产一线输送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成为农民的“充电桩”和“加油站”。正是得益于日益完备的农业技术培训体系，我国形成了一支1600万人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2020年元旦，复旦大学校园开放日的一个细节，张济明至今难忘——
“一位家长带着孩子走到公共卫生学院的咨询摊位前问，这个专业毕业出来干什么？我们介绍，主要做SARS这种重大传染病以及慢性病的防控工作。对方回了一句：SARS都过去10多年了，不会再有了。”
作为参与学院招生的辅导员，他对这种尴尬场景并不陌生，却没料到一场严重程度远超SARS的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新冠疫情暴发后，关于中国公卫体系和人才不足的讨论猛增，教育界不断传来消息：2月底，教育部宣布扩招公共卫生专业研究生，专升本向预防医学等专业倾斜；清华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等高校纷纷设立相关学院……
然而，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关于公卫专业即将“逆袭”的种种说法为时尚早，国内公共卫生事业面临的最大困境并不在于培养的人才不够，而在于留不住人才。
“如果单纯扩大招生，却忽视了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那么他们毕业后还是有很多人选择转行，关键要提高相应岗位的吸引力和成就感。”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何纳认为，只有把“出口”的问题解决，“入口”的问题才会化解。
误解缠身的医科“冷门”
每年学院新生入学典礼上，何纳发言，第一件事就是说明“公共卫生到底是做什么的”。
“过去，我们专业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扫厕所、搞环卫的，跟医学都没什么关系，事实上不是这个概念。公共卫生专业的目的是将疾病切断于源头，保护和改善公众健康。”他坦言，自己1985年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卫生系（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前身）时，对这个专业也是一无所知。
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本是和临床医学一样，同属医学门类的一级学科，前者着眼预防，后者着眼治疗，原本是相互交融、相辅相成的。但在“重治轻防”观念尚未扭转的环境下，公卫的弱势地位日益凸显。
哪怕专业排名全国前列的复旦公卫也不得不面临窘境。学院党委副书记刘岱淞坦言，一直以来，大部分学生考入复旦公卫前，对什么是公共卫生、什么是预防医学都是不了解的。他说：“至少三分之一的同学进来只是为了上复旦，而不是为了这个专业。”
在复旦大学医学院，学生大二、大三各有一次转专业的机会。刘岱淞说，几乎每年公卫学院排名前10%的学生都会转向临床，相比之下，转入公卫的少之又少。“大五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只剩70%甚至60%的人。”
而一些医学类院校没有转专业制度，导致一些高考被调剂至公卫学院的学生宁可放弃就读。
本硕博均就读于安徽医科大学公卫学院的楚文娜，本科所在班级应招30人，实际报到29人，没来的那个同学就选择了复读。这29个学生中，绝大多数都是调剂而来，楚文娜是极个别主动填报预防医学（妇幼卫生方向）的。
“当时想着小孩比较可爱就填了，后来发现其实跟我想的并不太一样。”她坦言，公卫也非自己第一志愿，和大多数同学一样，首选为临床或口腔。
楚文娜经常遇到这样的请求：放假回家，亲友得知自己在医学院念书，便说起哪里不舒服，能不能帮忙看一下。“我说我不会看病。他们第一反应就是你是学医的，怎么不会看病呢？”她无奈，身边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医生就是帮人看病开刀，根本没有意识到还有预防医学、公共卫生专业的存在。
秦涛是深圳一家社区健康服务中心的公卫医师，负责给社区的高血压、糖尿病等患者定期体检，以及做病人的档案资料和数据整理。他觉得，公卫专业“低人一等”的另一个原因，与执业医师处方权有关。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执业医师法》和《处方管理办法》，临床、中医、口腔和公共卫生四类执业医师中，只有公卫医师不具备处方权。并且2009年左右，预防医学专业本科生无法跨考临床医学研究生，从而获得临床执业医师资格。
关于公卫医师的处方权问题争议已久。有人认为，公共卫生的本质是面向群体，研究疾病的影响因素和分布情况，从而开展预防和控制，而临床医疗面向个体，研究具体如何治疗。但也有人认为，群体也是由众多个体组成的，治疗和预防无法完全脱节，特别是在慢性病的预防控制中，需要公卫医师具备对个体进行健康干预、提供处方的资格。
“比如我给病人做慢性病管理，每次体检完，如果发现问题，肯定是顺便开个药效率更高，但现在不行。虽说这是个很小的细节，但对我们来说，相当于专业技能无法被认可。作为一个没有处方权的医生，还总是叮嘱病人服药、注意各种事项，难免缺乏底气。”秦涛解释。
一次座谈会，一位同仁的话让他感同身受：“我们既不像医生，也不像护士，而是像文员，干的活随时可能被任何一个稍微有点医学背景的人替代。”
何纳也认为，随着老龄化程度加深，很多人今后都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服务，如果社区的公卫医师有处方权，可以做很多事情，类似于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Family Medicine）。
其实，公卫和临床在过去并不是如此泾渭分明。“我们以前都是和临床的学生一起上课实习，我的很多本科同学现在都是临床医生。”何纳印象深刻，自己因为在医院实习期间表现突出，获得了实习生的最高奖励——由他主刀一个阑尾手术，老师给他做助手。国内的公共卫生教育中不少预防医学专业本科阶段，5年中有4年都在上基础和临床课程。
许多专家学者也呼吁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专业融合、公卫医师与临床医师执业壁垒打通，允许双向执业，人员双向流通，“事实上，我们学院有不少校友已经在海外取得了临床医师资格，但在国内却走不通这条路。”何纳说。
亟待弥补的裂痕
国家疾控中心前主任李立明有一句话流传很广——公共卫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自毁长城”，做得越好，越不被重视。没想到，受疫情冲击的2020年就业市场，公卫专业毕业生反而抢手起来。
原计划7月从复旦公卫硕士毕业的高学欢，论文尚未答辩，就已提前到安徽省疾控中心报到。安徽省疾控往年一般6月招人，今年因为疫情应急招聘7人，并省去笔试环节。通过面试的高学欢被录取，3月上岗，忙碌至今。
去年下半年，高学欢还和很多同学一样，疾控中心是求职计划的末位选项，直到疫情触动了他。权衡再三，他决定遵从初心，回老家合肥干本行。
对公卫毕业生来说，干本行并不是一个容易的决定。
回顾复旦公卫近五年的毕业生去向，专业最对口的疾控中心占比约24%；三分之一去企业，如医药、器械、咨询和金融公司等；医院约19%；剩下为党政机关。但何纳注意到，毕业后进入公卫系统的学生，三五年后也会有相当概率跳槽。
高学欢了解到，正式入职后的到手月薪不足5000元。何纳说，很多省市疾控中心人员待遇不仅低于同级医院系统，有些甚至还低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人员。
“薪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楚文娜说，自己所在本科一届147人，毕业去疾控的不超过5个，研究生毕业一届五六十人，去疾控的还是一只手数得过来。不少科研水平不错的人最后去了医院做行政工作，比如医务处、教育处。
医院科研岗位的前景和待遇不错，但楚文娜说这种岗位对科研水平要求相当高，一般只招博士，数量很少。
今年两会上，许多各地医疗界代表疾呼，薪酬待遇低带来的人才流失已成为公卫事业发展滞后的关键问题。全国人大代表、贵州省疾控中心健康教育所副所长何琳提到单位一名复旦大学毕业的公卫博士、40岁副主任医师，2017年全年收入只有8.2万元。
从事疾控工作30年，江苏某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李致远对疾控地位的一路下滑深有感触——2002年，卫生防疫站分成疾控中心和卫生监督所，卫生执法、行政监督的职能被划分到监督所，疾控中心话语权逐渐减少；2009年，疾控中心成为公益一类事业单位，由各级政府全额财政拨款支持，服务性的收费项目被叫停，人员收入明显下降；2018年，辽宁改革撤销疾控，山西改革把疾控合并到人民医院，各地疾控人心浮动。
李致远记得，非典过后一年，疾控曾迎来发展的小高潮，各地都扩建了实验室和办公楼。但五年后，再次被边缘化。他前两年和市领导反映问题，对方甚至不知疾控中心是干啥的。
据他了解，全国各地的疾控待遇水平大多处于本地事业单位中下水平。尽管目前疾控实行绩效工资制度，但因为总额少，影响不明显，大部分人的收入和职称紧密挂钩，而目前疾控的晋升机制又较为死板。
“特别是年轻同志，进来就是研究生，很快就可以升中级，五年后可以评副高级，但单位的高级职称名额有限，新人必须排队等老同志把岗位空出来，有人等五六年甚至十年也等不到晋升。”李致远说。
他所在的市疾控近十年已有3名博士、10名硕士跳槽，去向多为医院。因为医院可以开安家费，有的实行年薪制，薪酬待遇优厚许多。
“实际上，疾控承担了大量的科研工作，同样需要高水平的科研人才，有的工作还具有危险性，但财政拨款并没有专门的经费激励高危岗位和科研人员。”李致远曾参与招聘工作，很多人一听招艾滋病、结核病的相关岗位，扭头就走。
李致远手上有好几个科研项目，项目经费规定可以作为人头或劳务支出，但按照绩效工资制度，除绩效工资以外的收入都属于不正当收入，他无法发放这笔经费，导致人员积极性不高，工作开展困难，但迫于上级压力，这些项目他不得不接。
这半年来，李致远和同事们一直为疫情奔忙，春节期间经常半夜被电话叫去现场做流调，随着复工复产开始，又承担各种消毒、演习、督导、宣教工作。但到目前为止，他们尚未拿到任何奖金或补助，原因是没有被划为“一线人员”。
但曾担任重庆市某县疾控流病科科长的于爽说，疾控缺人并不意味公卫学生想来就能来。他2011年从河北某医学院校毕业，找工作时发现一些地区公开招聘很少，不少人是托关系进的疾控中心——这也是疾控中心多年来被诟病“养闲人”的原因之一。
为节约人员开支，各级政府给疾控的人员编制数很少能达到卫健委设定的人口比例配置标准。于爽所在县户籍人口80万，疾控人员应达到八九十人，但实际只有40人。
当地倒是有给疫情防控人员固定发放的防疫津贴，多年来的最高标准一直是每天9元，一个月按工作22天算，最多198元，这个数字至今尚未有变。“各省市之间的标准不一样，有的地方一个月可能就几十块钱。”他说。
关于“立地”的担忧
现实中的公共卫生问题不是单靠医疗技术就能解决，必须广泛链接公共管理、文化教育、舆论宣传、应急保障等社会治理分支系统。因此，一些国内高校也给公卫专业开设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人文社科类课程。
北京大学公卫在读博士武子婷参与了学校与耶鲁大学的联合培养项目，她的美国导师是经济学出身，研究方向为健康经济学。“经济学，尤其是计量经济学，在思维及研究方法方面与公卫领域的卫生统计学比较相似，但经济学研究者的统计思维普遍更强，因此经济学背景对公共卫生研究来说是一个明显的优势。这也让我感到公共卫生专业的卫生统计学及数理思维方面的教学深度还需要加强。”她说。
和中国不一样，美国的公共卫生原本没有本科教育，只有研究生教育，且对本科没有限制，各种各样背景的人都可以读，优势就是适应性很广泛，弱势是不像中国培养的公卫学生有很强的医学背景。
何纳说，目前中美双方都在借鉴彼此的经验。国内不少综合性大学最近也利用自身优势开展学科交叉，培养专业硕士、专业博士，以适应未来公共卫生的发展和需求。
他和许多专家认为一个优秀的公共卫生从业人员必须“顶天立地”——不仅要具备扎实的基础和前沿理论，还要脚踏实地深入群众，到现场到一线基层摸爬滚打。
但如何才能“立地”，是他所担忧的。“老一辈的公卫人，包括我们都是从疫区一路摸爬滚打过来的。”何纳说，硕士论文研究血吸虫病防治，曾在江西彭泽县的一个山沟蹲点一年。刚去时，贯穿村庄的山溪钉螺分布广，血吸虫病流行严重。那年，他就住在村里的大队部，不仅参与消灭当地的血吸虫病，还给当地老百姓送医解惑，差不多相当于做了一年的赤脚医生。
何纳感慨，那种经历对自己的科研、教学都非常重要，但很多现在的老师和学生很难体会。他说：“海内外引进青年师资越来越多，但评价体系更看重发表论文的影响力，这导致公卫课程中，实践和案例教学不够接地气。”
说起这个话题，今年博士毕业且被某研究所录用的楚文娜也颇有些惭愧：“如果不做科研，我什么都不会做。”学校之前有安排到妇幼保健机构实习，但只是蜻蜓点水，她还因为考研复习只实习了一半。
不仅高校，在疾控中心，科研工作在评定职称中所占比重同样很大，以至于疾控人员的日常防控能力有限。
“现在大家都知道‘流调’这个词，实际上我们在学校也仅仅知道这么个概念。一旦疫情发生，如何真正地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得出结论、给出建议？不知道。”于爽工作后，深刻感受到本科学习的专业化程度和实际工作结合度不高。
“临床方面对住院医师有严格的规范化培训要求，但我们公共卫生在这块被割离出来，却又没做相应的要求。疾控系统的传帮带又做得不是特别好，基本全靠自己摸索。”于爽希望未来的公共卫生执业医师培养体系可以更完善。
3年前，于爽离开待了6年的疾控中心，目前从事党建工作，却一直关心疾控的发展。这次疫情发生后，他甚至向领导请命临时回疾控支援。“其实我内心是乐意回去的。这个工作虽然辛苦，但有它的乐趣。”他时常怀念从前和同事们夜里打着火把，翻山越岭、挨家挨户去老百姓家开展流调、做疾病筛查的日子。
随着疫情走向尾声，关于公卫事业的反思和建议，开始逐步落地。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只是希望大家对公共卫生的关注，不再是‘一阵风’而已。”李致远说，这就是一名公卫人最大的期待。（文中楚文娜、李致远、于爽为化名）（记者 殷梦昊）
作为参与学院招生的辅导员，他对这种尴尬场景并不陌生，却没料到一场严重程度远超SARS的疫情会在全球范围内蔓延。
今年以来，各地农业部门充分发挥线上培训优势，空中学校、乡村大讲堂、职业农民培训班等开展得如火如荼，向乡村生产一线输送先进技术和经营理念，成为农民的“充电桩”和“加油站”。正是得益于日益完备的农业技术培训体系，我国形成了一支1600万人的高素质职业农民队伍，在保障粮食安全和引领乡村振兴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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