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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教育的真谛
王晓华
//m.auribault.com 2016-01-05 来源: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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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明白通识教育的真谛,不是培养知识学意义上的全人,而是培养合格的国民。

  近来,通识教育再度成为热词,但其宗旨仍未被充分展开。围绕着相关问题,人们时常进行冗长的争论,以至于旁观者愈发感到困惑。

  按照通常的理解,通识教育似乎意味着带领学生“博览古今”,最终使后者“胸中怀百家之言”。然而,在知识爆炸的年代,这种意义上的通识教育已不可行。且不说浩如烟海的当代文献,单纯阅读孔子、老庄、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留下来的经典,就足以耗尽人的大半生;就算你整日头悬梁锥刺股,也无法学贯中西,难以成为移动的百科全书。由此可见,我们必须告别知识论的视角,继续追问通识教育尚待展开的真谛。

  说到这里,不能不对通识教育进行名实之辩。究其来历,它可谓舶来品。源自西方,辗转传入中国。在观念的旅游中,历经多次传译。经过复杂的概念博弈,现有译名不足以表达其本义:它原本始自古希腊,原意为自由人教育。要还原这个被忽略已久的内涵,就必须回顾它所属的历史背景。

  经过公元前594到前509年的一系列改革,雅典在伯里科利时代进入民主实践全盛期。在此期间,它实行轮流执政的制度,每个公民都有可能成为执政官、公民大会成员、陪审员。这需要他们拥有独立思考的能力。独立意味着自己是自己行动的原因。这正是最原始意义上的自由。于是,自由教育诞生了。据说,最早提出自由教育概念的是亚里斯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他提出:“应当有一种教育,既不立足于实用也不立足于必需,而是为了自由而高尚的情操。”那么,何为自由而高尚的情操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公民的德性既在于能出色地统治,又体面地受制于人。”此处,统治指的是“自由人对同自己出身一样的人的统治”,“其统治者必须学习受人统治”。显然,要掌握这种统治而又被统治的技艺,受教育者就必须同时拥有独立思考(主要是推理)、平等对话(包括辩论)、友好协商的能力。在其本人的教育实践中,他特别强调推理和表达,并专门为此开设了逻辑学和修辞学课程。

  不难看出,亚里斯多德眼中的自由教育属于国民文化。这是对此前教育实践的总结:在古希腊实现民主之后,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曾被推举为最为重要的自由三艺,其地位高于数学、几何、天文、音乐。此三艺都事关国民的基本素质。逻辑学的核心是推理,推理能力意味着个体可以自我引导,并因而从外在权威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修辞学使人掌握论辩(说服)的艺术,令其可以在公共空间游刃有余;语法学让公民能够清晰地自我表达。由此而培养的是国民文化意义上的全人。后世西方虽然经历了复杂的变迁,但自由三艺却延续下来,构成了通识教育的内核。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明白通识教育的真谛。不是培养知识学意义上的全人,而是培养合格的国民。以此为尺度,当下通识教育的欠缺便清晰可见。延续了以灌输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过于强调对百家之言的掌握,忽略了方法论维度的培养。其最直接的后果是,即使在掌握了大量知识以后,学生的推理能力、协商能力、言说能力依然孱弱。在面对较复杂的问题时,他们或者喜欢独断,或者习惯于盲从权威,而不善于进行细致的推理、严密的表达、耐心的对话。如果延续这种趋势,公民文化的建构必然被延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们对社会学维度的进步充满期待,建构更完善的国民文化已经势在必行。在这种大背景下,敞开通识教育的真谛,强化逻辑学、修辞学、语法学等自由三艺的学习,其意义莫大焉。(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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