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工现场，杨华勇（左）在与同事进行技术交流。资料照片

　　55岁的杨华勇院士是重庆人，回国近27年一直待在西子湖畔的浙江大学。但杨华勇性格里仍有着重庆火锅的“麻辣”劲，就像别人评价他：虽然是留学英国的洋博士，做的事却十分接地气——常年在企业厂房、施工现场摸爬滚打，穿山越岭去工地“出诊”也是平常事……

　　连战告捷的“土盾构”

　　长长的隧道穿江越洋、钻山入岭，地铁在城市底下四面通达。盾构就是这个地下空间的“开路巨人”，就像蚯蚓钻洞，盾构机挖隧道就是“啃”地下的土石，然后变成泥石吐送到身后的传送带上运出隧道。当时，一台进口的直径为6.3米的普通地铁盾构机价格是6000万人民币。“为什么这么贵？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杨华勇说。

　　和中国中铁工程装备有限公司、上海隧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建重工等龙头企业的十多年长期产学研合作中，浙大团队主要从事电液驱动、推进和控制系统的研发，这是盾构的“心脏”，也是国外技术封锁最严的部分。

　　2004年，杨华勇带团队研制出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电液驱动和控制系统，但施工企业不愿意“冒险”。终于等来一个“机会”——上海地铁施工，一台洋盾构“趴窝”了。杨华勇和团队到了现场，修好了洋的，却换上了土的，一启动，大刀盘开始正常发力，传送带上，削下来的泥沙缓缓吐出……

　　之后，杨华勇带领的高校和企业联合科研团队，摘取了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科技进步一等奖，最重要的是，盾构的“中国设计中国制造”，打破了“洋盾构”一统天下、隧道施工受制于人的局面，中国进入盾构装备设计制造先进国家行列。2013年，52岁的杨华勇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穿山越岭的“出诊”教授

　　杨华勇的留学经历颇具传奇。他属于比较早的一批公派留学生，1984年到英国，本来只是读硕士，奖学金也只够两年的硕士学费，但他硬是读了个博士学位出来。博士毕业后有一回在浙大参加国际会议，在时任浙大校长的路甬祥教授邀请下，杨华勇留了下来。

　　杨华勇和浙江大学机电控制工程研究所的同事们认识盾构，是从诊治“水土不服”的洋盾构开始的。上世纪90年代，随着进口的“洋盾构”越来越多，穿山越岭“出诊”成了杨华勇和团队时常要做的一件事。也正是在这些过程中，他们发现盾构中很多问题都需要进行理论研究，于是开始申请科研基金，进行科研攻关……

　　和杨华勇一起留学的那批人，有不少人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回国。“头十年我每次见到他们，他们都讲你忙得要死到底在忙什么！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很有规律，日子过得也舒服。我们则是整天起早贪黑。”杨华勇说，“但我们是加速度发展，虽然实验室条件差很多，但队伍的氛围很好，有着瞄准国外先进水平的心气。”

　　到后来，杨华勇跟国外的这些朋友说起团队干了什么事的时候，对方就感慨这些在国外都做不到，“所以，一直觉得很幸运能赶上了国家大发展。”

　　不做“抄图工”的实干家

　　从最初“被迫”跟企业打交道，到后来成为一个接地气的院士，杨华勇对创新有着自己的看法。

　　杨华勇说，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并不容易，所以高校不仅要关心“中国的0到1”“世界的0到1”，更要去对接“1到10”“10到100”……也就是在技术转化产品后，还要去帮助企业解决可靠性的问题，使企业能够实现大规模稳定生产。

　　目前，杨华勇带着一支由教授、副教授、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组成的规模不小的团队，“我有时候是软硬兼施，逼着年轻老师和研究人员出去多跟企业合作。都知道坐在计算机前面比在工程现场舒服，但做事需要现场感。”

　　“去过现场磨练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变化很大，他们不再是‘抄图工’，在现场发现问题，回到实验室找答案，这个过程培养出来的人更厉害。”杨华勇说。（余建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