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至五月十四日，周恩来到河北邯郸、武安等地调研。图为周恩来坐在门槛上和农村社员交谈

　　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先后经历了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不同时期，取得了创建国家、治理国家，执政为民、服务社会的光辉业绩。党所取得的这些成就，离不开群众路线。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创立和不断发展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的理论做出的创新和重大发展。在当前全党开展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党的建设新阶段，全面把握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的进程，从中得出有益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群众路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提出与形成

　　群众路线这个概念，最早出现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1928年至1929年间。1928年7月，党的六大通过的决议案指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同年10月，李立三根据六大路线同江浙地区负责人谈话时，首先提出了“群众路线”概念。他说：“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竭最大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此后，周恩来于1929年9月28日主持所写的《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中，专门用了“红军与群众”一节的篇幅，论述了包括军队在内的党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指示信指出：“党的指导绝不要忽略群众日常生活上许多未解决的问题。”应该“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种斗争才是群众本身所需要的……才会团结广大群众在党的周围。”同年12月，毛泽东在《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决议》中指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路线去执行。”

　　进入20世纪30年代以后，毛泽东更加注重群众路线问题。1933年6月，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中指出：“只有……动员广大群众，才能使查田运动得到完满的成功。一切不做宣传或宣传不正确、不认真、不普遍，查阶级、通过阶级与没收分配不按阶级路线与群众路线，不得群众赞助与同意，都不能使查田运动收到成绩，反会使群众不满，阻碍查田运动的进行。”1933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上做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的报告，提出一定要“从组织上动员群众”。1934年1月，党在江西瑞金召开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的报告，指出：“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这些论述都强调了，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一定要关心群众，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群众就会毫无保留地支持我们党。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开展了著名的整风运动，在全党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1943年6月，党中央通过了毛泽东撰写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领导方法，即“一般和个别相结合”、“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方法，是同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的，必须用前者去克服后者。毛泽东还把党的群众路线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有机统一起来，深刻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哲学思想基础，表明党的群众路线在此时已经形成。

　　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更为系统地阐述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他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上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又专门讲解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他指出，“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它是和“一切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群众的观点及其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根本不相同的党的阶级路线、思想路线。”上述毛泽东和刘少奇的论述，表明党的群众路线此时已经成熟。

　　群众路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发展和挫折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由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党的群众路线也由革命时期进入执政时期。最早注意到这一根本变化的是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党的组织分布到全国每一个城镇和县区，每一个重要的企业，并且分布到各个民族。”邓小平分析了在执政时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面临着两种严重情况，一是官僚主义，二是宗派主义。邓小平还论述了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具体措施，如强调必须在党的教育系统中着重进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教育，各地区各部门党的组织每隔一定时期，对全体党员进行一次工作作风的整顿，特别着重检查群众路线的执行情况，等等。

　　党的八大之后，全国掀起了向科学技术进军、向工业化进军的社会主义建设高潮。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探讨了社会主义企业管理的问题，“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毛泽东强调今后工业建设和工厂管理应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方针。

　　与此同时，1960年3月30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的党内指示中指出官僚主义的突出表现，即“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报表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并号召全党党员要克服这些官僚主义现象。毛泽东肯定了山东历城县关于干部与群众实行“三同”的经验和做法。1965年1月15日，毛泽东指出，“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做资产阶级打倒。”

　　毛泽东在对群众路线的实践形式进行不断总结提炼的基础上，理论上的思考也更为深刻。1962年1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毛泽东认为，民主集中制“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过程，事实上就是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再到群众中去”的具体体现，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就是群众路线的方法。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和群众路线的过程高度一致，完美契合。

　　由上可知，当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毛泽东根据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群众经验总结提出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和“三同”的重要实践形式，以及他在理论上提出的“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的重要观点，都使我们对党的群众路线的认识和应用，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进入了全新的境界。

　　然而，不幸的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思潮和“左”倾路线的兴起，群众路线一方面在继续有所发展的同时，另一方面也被错误地用来搞阶级斗争、发动政治运动，成为群众斗群众，特别是群众斗领导的工具。“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打的是直接依靠群众、实行群众路线的旗号，实际上偏离了正确的轨道，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使党的群众路线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破坏和极为严重的挫折。

　　群众路线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进展和提升

　　粉碎“四人帮”和“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使我国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标志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其《公报》里明确地对如何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提出了三个重要论断。一是要给予群众路线充分的恢复和发扬。二是强调新时期发展群众路线的重点就在于发展民主。三是发展群众路线是实现新时期总任务的根本保证。《公报》指出：“继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群众路线，既勇于创造新的经验，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充分调查研究，实行精心指导……就一定能够加快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任何困难都不能阻止党和人民的胜利前进。”

　　三中全会之后，为了系统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1981年6月，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对群众路线给予高度的评价，把它作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是对马列主义的重大发展。《决议》在总结几十年历史实践的基础上，科学地阐述了群众路线的基本内涵：“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概括起来，群众路线就是“两个一切，并要有一个‘来’和一个‘去’；两个结合，并要有一个‘集中’和一个‘坚持’”。《决议》还强调了坚持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和意义，“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存在和奋斗的，但是党永远只是人民的一小部分；离开人民，党的一切斗争和理想不但都会落空，而且都要变得毫无意义。我们党要坚持革命，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就必须坚持群众路线。”

　　1990年3月，党的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强调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都要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积极疏通和拓宽党和人民群众联系的渠道。”提出了在党内普遍深入地进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党的群众路线的再教育，要树立六个群众观点，即“要牢固树立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干部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观点，对党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相一致的观点，党要依靠群众又要教育和引导群众前进的观点。”2010年后，中央又提出和增加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观点，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观点，这些重要观点是对刘少奇自七大提出的群众观点的新发展。2013年3月至2014年9月，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全党组织开展了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解决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发展和巩固党的群众路线的问题。

　　显而易见，从党的十四大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在20多年的时间里，党的群众路线无论是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得到了不断的提升和拓展。

　　群众路线的若干基本认识

　　以上，本文对95年来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到改革开放新时期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发展，做了认真的、全面的回顾。那么，从中我们应该得出怎样的基本认识呢？

　　第一，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究竟为了谁？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了少数人，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为了人民群众，也即为民。中国共产党认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是解放全人类的事业，是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事业，是为了达到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要实现这样的伟大事业，共产党只有通过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依靠群众才能做到。人民群众的利益和为人民服务，既构成共产党的出发点，也构成共产党的归宿。

　　第二，中国共产党通过群众路线怎样才能做到为民？中国共产党提出群众路线，就是为了要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要认真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就必须说实话、议实情、干实事，也即一定要务实。务实，既要操务群众的大事，也要操务群众的小事。对于抓好群众的小事，毛泽东还特别强调，群众日常生活的问题，小到他们柴米油盐的问题、木桥太小会不会跌倒行人的问题，都是共产党人要着力解决的实事。只有操务并坐实这些小事，人民群众才会从自己身边熟悉的事情确切地感知到党在关心他们，由此信任党，拥护党，跟着党。

　　第三，中国共产党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为了解决哪些主要问题？应该说是为了解决两个主要的问题。一个是清廉的问题，一个是民主的问题。

　　首先，共产党的干部面临着是否清廉的问题。干群关系，或者说官民关系，是共产党内和共产党领导的政权内普遍存在的关系，无法刻意绕开的关系。共产党执政时期，由于长期处在和平时期，又处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干部贪污腐败的可能性和机会就更多些了。正因为这样，和战争时代有所不同，当前的反腐倡廉已经成为党的一项最为迫切的任务。而且，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们都要反腐败。那么，为了坚决反腐败，达到清廉，党只有借重群众路线，运用群众路线。防止腐败，保证清廉，已经构成了新时期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重点工作。

　　其次，共产党的干部面临着是否民主的问题。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命令主义、高高在上、养尊处优、当官做老爷等等封建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官员的通病，也会在共产党的干部身上发生。正因为这样，党在一开始提出群众路线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的时候，其针对性、指向性就十分明确，那就是为了反对和扫除这些有害的风气和做法。我们贯彻执行群众路线，就是要反对专断、专制，充分实行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实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并使“四个民主”法律化、制度化、常态化。如果离开了民主，官僚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等等弊端就难以根除。由此可见，真正贯彻执行群众路线，是否实行民主构成其核心和关键。

　　上述四点基本认识，归纳起来说，群众路线的实质就在于为民、务实、清廉和民主。掌握和运用群众路线，一定要抓住这四大实质。这四大实质说明，群众路线是党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领导力、执行力和公信力之所在。（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