囿于中国古代城市建设以土木为主的建筑特性，汉长安城遗址作为中国古代都城大遗址之一，其所包涵的许多汉代物质资料信息，或许都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但在体量巨大的台基路网、汉土瓦当中，仍然蕴藏着广博而丰硕的汉代文化信息。

　　大遗址概念中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开发

　　大遗址概念是20世纪80年代由苏秉琦在讨论“古城、古文化、古国”时提出，20世纪90年代初期国家文物局在南戴河召开过以大遗址为中心议题的会议。后来学界将大遗址定义为“中国文化遗产中规模和文化价值突出的文化遗址……它具有遗存丰富、历史信息含量大、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价值和地位。”大遗址概念中的汉长安城遗址保护和开发，意味着应当尽可能确保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完整性、真实性和多样性。

　　首先，因为大遗址“是遗存本体和与其相关联的环境载体共同构成的综合体。”因此，应该确保汉长安城遗址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的完整性、真实性。一方面必须以汉长安城遗址本体的保护和开发为出发点，还原历史的真实，最大可能地保护遗址的整体格局、遗迹本体和历史环境风貌。另一方面，还可以从西安汉代文化遗址圈的整体呈现出发，以汉长安城遗址空间格局的维护为中心，连结西安城市北部其他各类汉朝陵阙、建筑遗迹，形成整体而又充满活力的汉代文化展示空间。

　　其次，还应该确保汉长安城遗址文化遗产价值和意义呈现的多样性。汉长安城作为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都城，在都城存在的近千年时间里不断扩建、几经修葺。因此，整个遗址建筑所呈现的风格并不是一以贯之固定不变的，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也可能千差万别。故而，在保护和开发过程中挖掘和解析汉长安城遗址文化信息，既要从整体上考虑两汉文化的连贯性，从宏观共性的层面挖掘汉长安城遗址所反映出的汉代文化特征和社会价值。又要从微观层面考虑汉长安城作为西汉都城和东汉陪都身份定位的分野，通过对遗址布局风格和文物留存的研究，有差异地呈现西汉与东汉在礼乐制度、宗教祭祀，以及文化传播方式等方面的不同。

　　汉长安城遗址隐含文化信息的典型呈现

　　汉长安城遗址负载了丰富的历史时代信息，具有突出的历史价值和文化内涵，是后代人了解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和文化生活的重要依据，也是后人考察汉代历史信息的资料库。并且，因为汉代文化是中华文化多元一体的形成时期，浓缩了早期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是中华文化青春期的重要见证。而汉长安城遗址则负载了大量中华文明发生和形成阶段的重要文化信息，为后代人探寻汉文化的形成和中华文化的起源提供了重要依据，是后人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重要资源库。

　　首先，汉长安城筑城于关中平原地势最高的龙首原上，宫城中心未央宫又建于龙首原地势的最高点。虽然汉长安城宫城建筑经历了数千年风雨沧桑的摧残，宣室玉堂、麒麟朱鸟已然不在。但汉长安城依形取势的选址，未央宫层层叠嶂的前殿台基，气势恢宏的殿、堂、楼、阁布局，无不昭显着汉代尚高尚全、雄浑凝重、崇尚宏大的审美特征。这种雄浑凝重、尚高尚全、崇尚宏大的审美特征又正是汉代豁达自信、率直奔放文化特征的直接体现。

　　其次，汉长安城遗址建筑风格、路网布局，以及各类留存文物还反映了中华民族文化在形成初始时期，对于自然、社会和人生种种经验的总结，其具体体现为粗朴自然的审美习惯，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汉代上承先秦，下启隋唐，以秦、楚、中原文化为中心重新整合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大地上多元的地方文化，并在吸收融合各个族群文化精华的基础上缔造了后来的汉文化。相对于唐宋以后基本成熟定型的中国文化的委婉内敛，尚处于成熟雏形期的汉代中国文化更具有生机和活力，更赋有刚健尚武、锐意进取、敢于抗战的血性。汉长安城遗址所体现的这种刚健尚武、开放包容的文化特征，是中华民族文化青春期的典型呈现。中华民族正是以这种开放包容的汉文化为中心，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吸收融合其他外来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发展为数千年来从未中断的中华文化。

　　汉代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性格的重构

　　汉长安城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的一个时代性表征，在历史的沉浮变化中仍然保留着许多有关中华民族文化形成初始时期的信息。其存在并不能仅仅只视为一种物质文化遗存，更应当视为一种精神文化遗存，并以此精神文化遗存为基础重塑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

　　其一，汉长安城无论是都城宫殿选址布局，还是殿堂、城墙的修建都体现着一种朴素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汉长安城选址择取了在军事防御上三面都有天险可以防守，并且水陆交通便利的龙首原；在宫城建筑上依形取势，将宫城中心——未央宫建于都城最高处，不筑假台却能彰显未央宫的巍峨壮观；城墙修建时为迁就宫殿建筑和渭河流向，西墙南部和南墙西部都向外折曲，无论南北都极类似北斗七星的排列；宫殿大柱基石都未经打磨，保留了石基自然粗朴的本色。这些建筑最大程度地将人类社会的建设融入自然发展中去，这种崇尚自然、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有利于弥合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过度注重经济发展而引发的种种生态危机。以天人合一的世界观来重塑现代中华民族文化性格，可以从理念和思维层面改变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缓解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矛盾。

　　其二，汉长安城遗址内部建筑体系等级森严，反映了汉代文化重礼制尊严的特点，体现了一种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汉长安城空间布局因袭了自战国以来“择中立宫”的建城旧制，整个都城以安门大街为中轴线，未央、长乐两宫分居东西。当时社会以西为尊，因此天子居住的未央宫在西边，太后居住的长乐宫位于东边。《荀子·大略篇》中曾记载“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礼也。”汉长安城宫殿居室的等级、规制就是重礼制尊严最直观的体现，而倡导礼制尊严实际上是入世治世人生观在社会生活中的具体体现。经过董仲舒整改过的汉代礼制，并不完全类同于先秦礼制。汉代礼制不仅融天人感应于其中，为天子治世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还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纲常伦理发展为社会秩序管理的规范准则，将先秦儒学由一种思想伦理学派，变而为经世治国之术，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作为中华民族积极入世、注重现实关照的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汉长安城遗址所反映出崇尚礼仪，已成为了中华民族文化性格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工业化大生产社会中，人口流动速度的迅疾使人际关系的处理变得趋于功利化。而崇尚礼仪、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从宏观上来看可以一定程度缓解当代社会的矛盾冲突，从微观上来看可以缓解个体之间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