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传统，也吸收了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思想。最关键的是，这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面临新问题的基础上，理论联系实际、立足中国实际所提出的适应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新主张。

　　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内涵和创新

　　供给、需求、价格是经济学的基本概念。所谓“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总需求由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驾马车”组成。所谓“供给”是指生产者在某一时期某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商品或劳务，总供给可近似用总量生产函数来表示，由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共同决定。所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指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

　　“供给侧”包含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生产要素投入，如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土地等资源投入、企业家才能投入、政府管理投入，分别对应着收入法计算的GDP中的工资、利息、地租、利润、税收；另一方面，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由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等“三大发动机”决定。隐含在其中的还有三个重要的供给侧因素：一是主体发展，包含劳动力或创业者、企业和企业家、投资者、政府管理者等主体素质的提高，及其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二是产业发展，含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升级、新兴产业成长等；三是区域发展，包含区域创新、区域结构优化、区域新增长点的形成等。结构性问题主要包括产业结构问题、消费结构问题、区域结构问题、要素投入结构问题、排放结构问题、增长动力结构问题、收入分配结构问题等。

　　对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不妨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样一个公式来理解，即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从供给侧入手、针对结构性问题而推进的改革几乎包括所有重要的改革，如行政管理制度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制度改革、金融制度改革、价格制度改革、社会福利制度改革、生态制度改革等。可以说，从“需求侧”转向“供给侧”相当于从“政府调控侧”转向“全面改革侧”。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很多国家和政府求助于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强调需求侧管理，它因有效应对上世纪30年代美国的大萧条而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流派，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刺激需求政策未能达到预想的效果，且造成了增长的持续低迷，各国复苏乏力，证明凯恩斯主义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一现象在我国也或多或少地存在。这表明，中国经济中的矛盾已经不仅仅是短期的、周期性的、外部的冲击，而且是中长期的、结构性的、内生性的问题。对总需求进行管理的刺激性政策对前一种情形短期内有效，但对后者尤其是长期的结构性矛盾却束手无策。因此，应该及时转变思路，从总需求管理转为对供给侧调整与需求侧管理相结合的结构性改革，才能重新激发创新的活力。

　　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着力点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抓住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是制胜要诀。主要是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五大任务。

　　一去产能。产能过剩的载体主要是僵尸企业。所谓僵尸企业，一般存在于国企中，它们长期受到政府保护，缺少市场竞争，尽管已经无法产生效益，但在得到政府背书后它们仍能继续得到贷款，用贷款来发放工资、偿还利息，久而久之这些企业便形成僵尸状态。僵尸企业的存在一方面吞噬了太多的流动性，挤占了市场信用，另一方面拖累了整个产业，造成“几个人没饭吃，大家都没饭吃”。对此，政府要主动从市场干预中退出来，要利用市场的力量强行去杠杆，让“僵尸企业”破产的破产，关门的关门，重组的重组。

　　二去库存。一提到去库存，很多人认为，现在水泥、钢材等原材料太多，要去库存。水泥、钢铁等原材料库存是很多，但通过经济周期变动，是可以释放出需求的，此外开拓其他新的用途、用替代方式也可以消化这些库存。比如、钢铁、水泥多了，造路、造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但我们要建设海绵城市、地下管廊等，都是需要水泥、钢材的。还可以开辟新的、有真正社会需求的投资渠道，包括环保、教育、养老领域的投资，都可以带动原来库存的消化。现在最大的库存是房地产；去库存，主要是化解房地产库存。要按照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和深化住房制度改革的要求，通过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扩大有效需求，打通供需通道，消化库存，稳定房地产市场。

　　三去杠杆。经济学意义上的杠杆，即通过借债，以较小规模的自有资金撬动大量资金、扩大经营规模。在结构性矛盾中，如虚拟经济、房地产的膨胀，都是杠杆在起作用。适度加杠杆有利于盈利，但如果杠杆率过高，债务增长过快，还债的压力就会反过来拖累发展。所谓去杠杆，具体来说，就是在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中改善债务结构，通过行政力量与市场手段并举，以可控方式和可控节奏逐步消化泡沫和杠杆。经济运行中，杠杆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问题是要规范，要有监管，要把握“度”。

　　四降成本。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在经济下行压力大、需求潜力有限的大背景下，唯有减轻成本负担才能改善企业盈利，提升资本回报率。为此，要开展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行动，打出“组合拳”。要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进一步清理规范中介服务。要降低企业税费负担，进一步正税清费，清理各种不合理收费，营造公平的税负环境，研究降低制造业增值税税率。要降低社会保险费，研究精简归并“五险一金”。要降低企业财务成本，金融部门要创造利率正常化的政策环境，为实体经济让利。要降低电力价格，推进电价市场化改革，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要降低物流成本，推进流通体制改革。

　　五补短板。现在经济结构中的短缺是层次性短缺，主要是高层次短缺。要弥补这种短缺可能需要整个产业链一起补短板，而不是过去那种某个产业部门补短板就可以解决。近年来，我国居民境外旅游中出现的“海淘”等境外购物现象，就是当前层次性短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境外购买的日用品，其层次与品质高，不仅是工艺精湛，而且也与所用材料有关。因此我们要补这个短板，就不仅是生产这类日用品的部门，而是与提供原材的上游产业部门都有关系。因此补短板，要提高上游部门产品的层次与质量，改进生产部门生产工艺等等，整个产业链有系统、有关联地进行科技创新，最终将整个产业链的品质提升上去。此外，除了商品的短缺，当前服务的短缺更加严重。“互联网+”更多是解决消费者服务问题，就是扩大了消费者的需求、增加了消费者服务的供给，但涉及生产者的服务短缺还很大。

　　以上五大重点任务之间既相对独立，又相互配合；在实践中，要正确把握，按照中央提出的宏观政策要稳、产业政策要准、微观政策要活、改革政策要实、社会政策要托底的要求，制定实施适合本地实际的政策措施，努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提高投资有效性，加快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作者系中共青岛市委党校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