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要有效解决两代领导人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不能重复两人已经采取的方式方法，只能自创新路，要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基础上实现重大创新，或者说实现革命理论向执政理论的突破，才有可能破解中国共产党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毛泽东是在中国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环境中，运用从西方引进的马克思主义先进理论完成中国革命的实际，邓小平是在发现我们以往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的基础上，探索前进道路，也就是仍然是在中国的特定环境中进行。习近平不可能再在这样的环境中前进，他要超出中国以往积累的经验范畴，不仅仅要考虑中国怎么发展，而且要考虑中国和世界怎样在互动中发展、甚至中国能否为世界探索一个更好的发展道路的问题。换句话说，毛泽东时代仅仅以批判和否定西方，就可以保证自己的合法性、先进性，而今国际国内的政治生态与民众的观念和思维已经走出很远，仅仅是否定显然无法说服人，无法赢得更多追随者，习近平必须通过创造科学理论，并且是内生的理论为全社会找到共识，否则“左”右之争将永远进行下去。以中国参与世界规则制订为例，毛泽东时代搞了“三个世界划分”，邓小平时代搞了个“南南关系、南北关系”，二者有差异，但都取决于二元政治观。在冷战结束、世界政治生态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我们必须创新外交理论和国家关系准则，这决定于政治观是否取得突破性进展。

　“四个全面”蕴含的新政治观

　 习近平的执政方略是“四个全面”，执政理念则是“新常态”，新政治观就蕴含于其中。因此，我们分析其新政治观必须弄清“四个全面”的基本内涵和政治品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后的政治品格和价值追求。确立什么样的国家和社会建设目标，反映的是执政集团的政治理想和执政理念，影响的是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这也是政党高举的旗帜和奋斗目标影响追随者的重要原因，同时是接受人民群众评价和检验的尺度。代表小部分人的利益必是小众党，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才敢言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政党代表的阶级利益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注定随着政治生态的变化与政党主导者的政治理念与政治设计处于变化之中。很多政党在发展强大以后会发生蜕变，比如苏共后期就蜕变为利益集团，国民党之所以由号称世界四大政党到衰败，也和它由为人民大众利益而奋斗蜕变为“四大家族”的利益代表有关。然而，蜕变后的国民党只能依赖自己的利益集团，脱离了这个集团就会迅速走向灭亡，所以，国民党不是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道理，但政治落后制约着其前进方向和道路。

　　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确立发展目标和实现路径，很重要的是保持自己的政治品质，坚守政治伦理，力避背叛自己的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邓小平及其后来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存在一些差异。建成作为一种方略，作为习近平的政治观表现出来，其内涵之丰富、意义之重大必是我们需要深刻把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