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秦岭 （严平 摄）

　　去年底，中央提出大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改革以来，供给侧改革问题备受理论界关注，目前已经成为讨论的热点和重点。从当前理论界的各种观点来看，我认为需要厘清一些模糊认识，走出以下认识误区，避免对改革方向产生误导。

　　一、走出从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寻找理论依据的认识误区。近年来，在研究中国经济发展问题时，学术界习惯于从国外经济理论中寻找理论依据，西方经济学的各种学说在中国纷纷登场。供给侧结构改革提出以后，一些学者认为，改革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经济学的萨伊定律和供给学派。萨伊定律强调，“供给会自行创造需求”，或“生产会自行创造销路”。萨伊定律自提出以来一直存在很多争议，马尔萨斯、马克思、凯恩斯等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萨伊定律进行了批判，把一个有争议的理论作为供给侧结构改革的立论依据，显然是有问题的。供给学派是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该学派强调经济的供给方面，认为需求会自动适应供给的变化。但是美国的供给学派产生的背景是滞涨现象，而我国新常态下的经济问题是通货紧缩和结构失衡问题，从供给学派那里寻找供给侧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不适合中国的情况的。

　　二、走出简单照搬美国和英国供给侧改革经验和做法的认识误区。在供给侧改革的讨论中，一部分人主张吸收美国和英国供给改革中的经验。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会存在供给问题，但是供给改革的背景、条件和面临的问题是不同的，美国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大幅放缓。1981年，里根总统上台进行改革，通过货币紧缩、放宽市场准入限制和减税措施减轻了对市场的干预。20世纪70年代末，在第二次石油危机的压力之下，英国经济也同样陷入严重的滞涨，撒切尔上台后在英国展开了改革，改革措施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打压工会、消除对于市场的干预等。美国和英国供给革命的前提是明确的滞涨，而不是中国目前所处的通缩和严重的经济结构失衡，同时美国和英国的供给革命的精髓是经济自由主义和私有化，这些都不符合中国的国情和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国的供给侧改革要从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所面对的通货紧缩和严重的结构失衡来选择行之有效的措施，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做法，但应学习借鉴其有益的方面。

　　三、走出供给侧的改革要强化政府干预经济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一部分人认为中国要实行新计划经济，要强化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这其实是一个认识误区。十八大和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基础性作用，同时发挥好政府的作用。供给侧结构改革也要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通过发挥市场竞争的优胜劣汰作用，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同时要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加快政府简政放权，联动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国企国资改革、价格体制机制改革，为企业、人才、社会资本发挥作用提供一个更加宽松的发展环境。在供给侧改革中，无论是过剩产能的淘汰，还是新产业的成长，都必须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和企业家的作用，以市场机制为核心机制进行供给侧改革，政府主要致力于环境创造，解决供给侧改革中的人员安置等相关社会问题及市场失灵问题。

　　四、走出供给侧的改革要否定需求管理政策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一部分人认为供给侧改革是对需求管理的否定，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或者取消需求管理政策。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供给和需求是有机联系的，供给涉及长期因素，需求是短期因素，长期因素和短期因素的有机衔接，才能保证宏观经济的有序运行。实际上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问题是短期波动背离了长期趋势，既涉及供给问题，又涉及需求问题。供给侧的改革不能忽视需求侧，需要把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的扩大需求相结合。需求问题是短期问题，解决短期的经济增长和波动需要依靠需求侧的扩大需求，解决长期经济发展问题则需依靠供给侧改革。决定长期供给的因素包括资本产出率、技术创新和结构转化，这些供给因素的改善减缓了资本积累过程中资本收益降低的趋势，有利于资本积累的稳定和产出的持续增加。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能真正实现良性发展并不是依靠短期的经济刺激，而是取决于它是否有坚实的实体经济支撑和支持长期发展的能力。因此，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增长，需要以供给侧改革为主，同时不能放弃需求侧的扩大需求。在未来的发展中，应依据宏观经济短期平衡发展和中长期发展的要求，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加强供给侧的改革，搭配运用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兼顾经济总量增长中结构的调控和优化，继续发挥投资、消费和外需的作用，使不同的管理政策共同影响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五、走出供给侧改革要去工业化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有人认为中国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主张去工业化，大力发展服务业，通过服务业来代替工业中的产能过剩，这实际上也是一种认识误区。一方面，服务业是为第二产业工业服务的，服务业的发展是以工业产业的发展为基础的，工业的发展规模和水平决定着服务业的规模和水平，服务业不可能脱离工业的发展而自行发展；另一方面，我国经典的工业化任务还没有完成，而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已经进入新型工业化阶段。我国既要完成经典工业化的任务，又要迎接第三次产业革命的冲击；既要加快工业化进程，又要实现工业现代化。因此，供给侧的改革必须把服务业的发展与工业的发展相结合，将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新兴产业的发展相结合，将新型工业化、再工业化、工业现代化相结合。以实体经济的发展和制造业的现代化为核心，通过再工业化改造提升传统产业，通过新型工业化发展新型产业，从而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变。

　　六、走出供给侧改革金融化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后，一些人认为供给侧改革要发挥金融的作用，认为中国是金融不足，应当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发挥金融的作用是对的，但是通过放松管制、鼓励金融创新来推进供给侧改革却是一种认识误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过去由于过于重视金融化，结果导致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金融实际是实业资本的虚拟形态，如果过分追求金融化和杠杆化，实业资本就会变成空壳，实业资本的价值就会被金融资本吸干，从而导致金融投机、远离实体经济，抑制财富创造。因此，供给侧改革要走出金融化的认识误区，大幅度抑制货币投机，把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相结合，构建一个以实体经济为本并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体系，促进有利于资本形成的金融市场，进而助推供给侧改革。

　　七、走出供给侧改革简单加减法的认识误区。在供给侧改革问题提出以来，学术界包括实际工作部门有一种认识，认为供给侧就是做好加法和减法，在过剩产能和传统产业方面做减法，在新产业方面做加法，其实这是一种简单思维，也是一种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是一项长期过程，经济结构升级也是长期过程。供给侧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局部的调整，是生产结构与分工体系的大调整。供给侧改革的核心是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按照产业生命周期理论，每个产业都要经历由成长到衰退的演变过程，从产业出现到完全退出社会经济活动要经历一个时间过程，一般分为初创、成长、成熟和衰退四个阶段。在产业周期演变过程中，无论是衰退产业的退出，还是新产业的成长，都需要一个时间过程。无论是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还是经济结构升级，抑或是供给侧的改革都是一个长期而且渐进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奏效。因此，供给侧改革要走出简单加减法的认识误区，充分认识到改革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

　　八、走出供给侧改革比较优势理论的认识误区。在供给侧改革中，一些地方政府和实际工作部门固守自然资源比较优势，在既有的资源禀赋条件和产业框架下做文章，这是一种比较优势的认识误区。供给侧改革要从依赖于自然资源的比较优势思维，向依赖新科技的竞争优势思维转变，从而跳出比较优势思维。比较优势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源禀赋优势，例如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矿藏或廉价的劳动力等，这些优势使该国或该地区的某些产品具有相对成本低廉的优势。竞争优势主要是指体制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政府、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对提高国际竞争力的影响。比较优势和资源禀赋有关，强调一个地区在经济发展中所独具的资源与有利条件，但拥有比较优势不一定拥有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则强调智力资源和创新体系建设，现代经济发展是依赖于竞争优势的。目前，全球面临新一轮产业革命，信息技术仍是引领经济社会进步的主要技术力量，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信息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产业革命的严重挑战。因此，推进供给侧改革，要从比较优势的思维转向竞争优势的思维，以科技创新为主导，以制度创新和企业创新为动力，以环境优化为保障，大力促进新产业的形成，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作者系西北大学经管学院院长、陕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