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制定出台的《关于贯彻“三个区分开来”治理为官不为的实施意见》，归纳了“为官不为”的10种表现，包括“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敷衍塞责或者推诿扯皮”“不思进取，对工作放任自流”“不敢担当，规避个人决策责任”“漠视群众，对群众合理合法诉求长期不解决”等。据报道，广州将运用大数据、云治理的工作理念和模式，建立全市为官不为问题数据库，定期对全市治理为官不为问题进行研判并提出对策建议。

　　常言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某些官员和公职人员手握公权、占着职位，却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也是一种腐败行为，至少可算是一种消极腐败。2015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若干规定（试行）》，明确提出要着力解决“为官不正、为官不为、为官乱为”等问题。《若干规定》列举了干部德、能、勤、绩、廉与所任职务要求不符，不适宜担任现职，必须及时调整岗位的几种情形，其中就包括“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

　　为官必须有为，有为才能有位，无为必须“让位”，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重点解决干部“能下”问题，目的之一就是要通过严格的考核机制，把那些不敢担当、不负责任，为官不为、庸懒散拖，干部群众意见较大的干部“请”下去。“为官不为”被认定为干部“能下”的一种具体情形，但对“为官不为”情形如何进行核查和认定，却是一项更加具体而微的工作，要把这项工作抓好抓实，首先需要明确“为官不为”情形的核查认定标准，并制定严格的核查认定程序和操作规范。

　　广州市出台文件归纳“为官不为”的10种表现，初步制定了“为官不为”情形的核查认定标准，有利于有关部门核查认定时有标可依、有章可循。具体到不同的地方、部门和单位，“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为官不为”情形核查认定的标准及其重点、特点也可能有所不同。而随着时代发展和客观实际的变化，“为官不为”的表现形式也可能发生变化，核查认定标准也可能做出相应的调整。总之，必须要有相应的核查认定标准和操作细则，才能及时发现、查实各种“为官不为”情形，并依法依规对当事人进行惩处追究。

　　“为官不为”是一种负面典型，与之相对应的正面典型是“为官积极作为”。最近，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意见》，要求大力教育引导干部担当作为、干事创业，鲜明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用人导向，充分发挥干部考核评价的激励鞭策作用，切实为敢于担当的干部撑腰鼓劲。《意见》提出了“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认定标准，包括“既看日常工作中的担当，又看大事要事难事中的表现”“坚持有为才有位，突出实践实干实效”“对个性鲜明、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不怕得罪人的干部，符合条件的要大胆使用”等等。根据这个《意见》，各地各部门可以结合自己的情况和特点，归纳“为官积极作为”的具体表现，制定进一步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措施。

　　有效治理“为官不为”，既要有严格的核查认定标准和有力的惩处追究机制，也要建立完善的正向激励机制，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样做就是要让公职人员看到，为官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如果不能在新时代有新担当新作为，就可能陷入“不敢担当、为官不为”的被动境地。只有让为官积极作为者受到激励褒扬，让“为官不为”者受到惩处追究，才能形成优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鲜明导向，激励广大干部见贤思齐、奋发有为，凝聚成创新创业的强大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