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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为何踏上长征路
吴伟锋
//m.auribault.com 2016-08-09 来源: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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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军长征,是一部气壮山河的战争史诗,充满着苦难与辉煌,也一直给人留下巨大的思考空间。大家关心的问题很多,其中一个就是:为何踏上长征路?下面,笔者结合当时的宏大历史背景,试着从客观与主观、内因与外因、国内与国际等因素相结合的角度,来探寻历史的真相。

  敌强我弱,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客观原因。国民党之强大,就在于掌握全国政权,操纵国家军队,控制经济命脉;与之相比,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和红军则十分弱小。蒋介石始终把共产党和红军看作“心腹之患”,而视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过是“皮肤小病”,无关痛痒。1931年8月22日,蒋介石在南昌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为此,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日本的侵略一味妥协退让,以争取时间来实现他的剿共计划。从1930年10月至1932年底,他对革命根据地连续发动了四次大规模“围剿”,但都以失败告终。为了发动第五次“围剿”,蒋介石做了多方面的准备:政治上,在根据地周围地区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经济上,对根据地实行严密封锁;军事上,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在国民党的新战略之下,红军十分被动,根据地日益缩小,军力、民力、物力消耗巨大。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被迫踏上向西突围的征途,开始了著名的长征。

  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内部原因。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在错误路线的影响下,普遍开展肃反斗争,杀害了大批领导干部和战士,损伤了根据地的元气。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到中央根据地后,全面推行“左”倾路线,放弃过去几次反“围剿”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使红军陷于被动地位;在进攻遭受挫折后,又采取消极防御方针,实行分兵防御、“短促突击”,企图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同装备优良的国民党军队拼消耗。这样,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结局就不可避免。中央红军最终只能实行战略转移,向国民党统治薄弱地区和抗日前线进军。此后,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和红六军团为冲破国民党军事“围剿”,配合中央红军长征,共同实现北上抗日,相继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川陕革命根据地、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出发长征。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是红军踏上长征路的外部原因。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北三省,虎视眈眈地窥视整个中国,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这时,中日民族矛盾逐步取代了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这在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策略,包括红军作必要的战略转移,以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在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虽然身处逆境,被国民党“围剿”,但依然以民族大义为重,把民族矛盾作为自己制定方针政策的考虑因素,向全国发出了武装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号召,提出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广泛动员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可以说,北上抗日已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在当时进行革命的大目标。而长征的胜利,使这个大目标得到了实现。

  共产国际的指导,是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因此,党在早期的重大路线方针政策,都同共产国际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全力支持下,王明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其“左”倾错误路线持续时间长,危害大。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经验,进行瞎指挥,加重了根据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危机。1934年5月,中共中央酝酿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时,曾报告共产国际。6月,共产国际回复中共中央,就反“围剿”斗争作出新的指示,并同意作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9月17日,中共中央将战略转移计划报告共产国际。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不久,红军开始踏上了长征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长征创造了中外历史的奇迹,我们要继承和弘扬好伟大的长征精神。”今天,我们探析红军在怎样的背景下踏上长征路,不仅仅是为了回顾那段血与火的历史,更重要的是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继续新的长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贡献。(作者为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网络宣传一处副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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