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面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应是有把握实现的目标。中国同时面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从长期看，内外的挑战很多。中国社会唯有提高解决问题的效率，加强各项工作的针对性，才能增加国家的应对力。

　　准确认识把握中国的国情或许至关重要。不能不说，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情逐渐积累了十分深刻的变化。我们几乎生活在一个“全新的中国”里。

　　首先中国经济的一些基本要素有了大幅改变，市场经济逐渐占据基础性地位，民营经济占比超过国有经济，它们导致计划体制以往对社会治理的主导作用被削弱。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重塑了中国基层社会的面貌，一些传统的社会纽带和组织形式或者相应嬗变，或者处于新的社会大环境中，发挥功能需要新的条件整合。

　　第二，中国城镇化有了飞跃性进展，城镇中产阶级等各阶层不断向中国社会治理提出新要求。这些要求经常是跳跃式的，“与世界接轨”，使一些传统治理方式承受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很多事情可能做得已经不错甚至相当好，但需求的翻新速度可能更快，造成社会内部沟通出现阶段性的特殊纠结。

　　第三，中国社会的开放度受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的推动越来越高，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个人与外部世界的直接和间接接触都变得便捷化，日常化，过去相对独立的中国治理体系前竖起了国际参照系，甚至与之交织，因而难免受到后者的某些影响。外部一些治理失败的例子给了中国人警醒，但部分人对发达社会的盲目崇尚也将长期存在。

　　第四，多元结构对社会的渗透面越来越广，成为中国很多领域的现实。它显然也是现代中国构建凝聚力不可忽视的一个出发点。

　　上述变化总体上增加了中国社会的活力和弹性，是中国国家强大的重要来源。与此同时为避免社会治理的失效或脱节，中国的社会动员方式也面临了调整的现实需求。

　　中国行走得太快了，不同年龄的人有着差异很大的人生体验。改革开放本身提供了一种价值来源和动力机制，然而对改革开放的信仰无法成为打开社会上各种锁头的万能钥匙。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需要领导者的坚定和全社会积极性的充分发挥。这是要求巨大创造力和百折不回精神的全民族事业。

　　在实践中，一些重要岗位的执行者做到政治正确是第一位的，同时根据现实国情实现工作的有效性一样重要。前段时间一些机构和人的政治正确似乎打了折扣，带来了一些不确定性，使得治理成为一种必要。

　　接下来一些执行部门恐怕要在社会动员方式的有效性上下大力气。必须承认中国国情上述变化带来的影响，实事求是对社会激励机制做与时俱进的调整，确保基层工作热情和责任感的真正到位。要严防国家的任何目标以口号方式在基层空转。

　　十八大以来提出的改革很多都是硬任务，执行者们无坚定决心推不动，只有决心不根据实际设计可行方案同样走不远。现在在一些地方的确有少数人话说得挺好，但工作方式简单，使对改革的落实停留在表面，深入不下去。

　　更有甚者，极个别人空喊口号，以明显脱离实际的方式做事，造成“高级黑”的负面效果。

　　党的执政推动了国家现实的不断演进，中国社会更加民主、意见表达更为通畅乃大势所趋。了解现实并针对现实推进工作应受到广泛倡导，这或许有必要成为区分体制内工作者是否负责任的一块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