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扭转影视表演质量滑坡，拯救那些对自己、对观众不负责的“小鲜肉”，还得从行业整体生态着手。在艺术市场中，资本是重要的主导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买单的群众——也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里的“我们”。

　　“小鲜肉”这个词，一开始是一些女性对长相俊俏的年轻男明星的称呼，本质倒也不坏。“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女性作为审美主体，对作为客体的男性作“亲昵”语，“小鲜肉”一跃成为网络流行词。然而，“小鲜肉”近年的口碑却并不向好，成为口诛笔伐的对象。

　　先有个别“小鲜肉”耍大牌、高片酬的现象引发了舆论声讨，后有别出心裁的“抠图”表演让人大跌眼镜。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宋丹丹、陈凯歌等相继开炮，点燃了业内批评“小鲜肉”的导火索。紧接着，高满堂、张光北、陈宝国、王晓棠等资深演艺界人士相继发声，“小鲜肉”的名声一落千丈。近期热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因为主演实力卓著、不见“小鲜肉”，更为这轮声讨添了把火。

　　一时间，“小鲜肉”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小鲜肉”被诟病，当然不是因为长得好看，首先是因为其演技让人不忍直视。何以如此？这得从几十年来我国表演体系的流变说起。改革开放以前，受苏联“斯坦尼体系”的影响，以欧阳予倩、焦菊隐为代表的老一辈戏剧艺术家发展出了演剧体系的“中国学派”。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影视艺术的发展，许多舞台演员进入影视体系，将传统表演与欧美影视表演结合，创造出了那个年代影视表演的独特魅力。

　　此后，随着港台影视剧北上，高度商业化、流水线作业的香港影视制作体系和表演夸张、念白腔浓重的台湾综艺风，逐渐影响内地的表演风格。前者的影响尤其深远。因为分工细、效率高、周期短，演员的案头准备时间被大幅压缩，往往接到通告就上，而场面调度、运动幅度、表演处理都进行了替代设计，明星主要负责“凹造型”。如此成长起来的演员，尽管很善于展现自我魅力，却缺乏对人物的深刻理解，显得虚浮造作。

　　由此可见，表演风格与行业运作模式直接相关。当下国内的演艺界生态，与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极为类似：资本迅速涌入，蛋糕不断做大，预期不断向好。在这样“粗放”扩张的阶段，有粉丝号召力的演员更加稀缺，就像金融产品，价格越炒越高，档期也越来越紧。据传，当年香港某当红演员一天能赶9个剧组拍戏，几乎是进场就开拍，每年拍10多部电影也不在话下。

　　与此同时，影视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演员技术含量的不足。僵硬的表演竟完全不妨碍票房、收视，观众热捧依旧，但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辨明真伪——毕竟，这离传统的表演差了十万八千里。所以“小鲜肉”们广受指责的“不敬业”“无演技”，与其说是个人失德，不如说是行业异动——准确地说，是影视行业为提高量产效率而牺牲表演深度的大幅转向。

　　这一转向的动力自然是资本驱动的“产品逻辑”，而非艺术主导的“作品逻辑”。由于前者一家独大，也造成了演员群体的集体“鲜肉化”。这显然不正常。对不敬业的“小鲜肉”加以鞭挞，固然可引发舆论的关注、为其穿上道德的紧身衣，但与资本相比，这层软约束终究弱了些，也是“治标不治本”。

　　归根结底，要扭转影视表演质量滑坡，拯救那些对自己、对观众不负责的“小鲜肉”，还得从行业整体生态着手。毕竟，台上如何鲜亮，或好或坏，终究还要由台下的力量来共同决定。在艺术市场中，资本是重要的主导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买单的群众——也就是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里的“我们”。

　　消除“小鲜肉”崇拜，最根本的还是依托观众品位的水涨船高，这只能靠艺术教育的普及、舆论引导的深入，一步一个脚印，急不得。与此同时，营造良好的创作环境，为优秀剧目的诞生厚植土壤，也是重要的制衡之道。当好戏能进入“寻常百姓家”，演技派与好戏相映成辉，影视领域才有能力摆脱对“演技欠费者”的重度依赖。只有好演员有了市场，虚火才能褪去，演戏方可踏实。毕竟，烂戏不再有人看，谁还会崇拜徒有其表的“小鲜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