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举行的《辞源》第三版出版座谈会，放眼望去，前来与会的数十位主编、分卷主编、审订人员，大多是白发苍苍的老先生。老先生们学识深厚，经验丰富，固然应该担当重任，但优秀中青年学者真的就如此匮乏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他们科研任务繁重，大多没有精力参加辞书修纂这种“不计工分”的学术工作。

　　辞书修纂是苦活儿、累活儿，而且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所谓“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据说，当年遴选分卷主编时，几位优秀中青年学者进入过修订组的视野，他们坦言，当分卷主编可以，但实在是分身乏术，具体的工作只能由学生代劳。可《辞源》修订需要的是能参与实际工作的“真主编”，而不是“挂名主编”“荣誉主编”，修订组只能无奈作罢。当然，也有一些优秀中青年学者放弃了原本可以用来发论文、写专著的时间，投入到漫长、琐碎的《辞源》修订工作中。在称赞他们奉献精神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辞书修纂的学术成果为何无法得到合理的认可？

　　在当下的高校科研考核体系中，与绩效奖金、职称晋升直接挂钩的是容易量化的论文、专著，辞书修纂通常不在其列。的确，辞书修纂弹性大，不易量化。同样一个词条，有的学者爬梳了很多语料，反复考求，最终可能不会做出一丁点儿改动——原来的条目没有问题，无须修订，普通读者无法从表面上看到他的成绩；有的学者大刀阔斧，做了大量修订，似乎成绩不小，但是不是妄改，让人放心不下。其实，若论弹性，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也有优劣之分，专著的水平也有高下之别。一部辞书修纂难度有多大、修纂质量如何，对于专业学者来说，并不难判断，关键在于高校行政管理部门是否愿意花时间、花精力组织这样的评价，也在于学术评价体系是否能够从国家文化建设、文化传承的高度引导学术方向。

　　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原馆长、《现代图书情报技术》主编张晓林日前撰文指出：“我们对科学的评价过度地依赖某种显性的、最好是量化的指标。这种对指标的依赖似乎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绑架了我们的意识，造成‘指标驱动的评价’，甚至‘指标驱动的研究’。”现在的人文学术评价体系亦是如此。在这种指标驱动下，中青年学者不得不优先选择更容易为评价体系所认可的论文、专著，辞书修纂因此也就几乎成了没有考核压力的老先生们的“专利”。

　　更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辞书修纂人才建设的问题。“回想1978年读研后，导师徐复先生带我们参加修订《辞海》语词分册补编本，当时是有荣誉感的。现在高校的评价体制，已将这种荣誉感一扫而光。”参与了《辞源》第三版修订的苏州大学退休教授王继如认为，如果再不改革现有学术评价标准，长此以往，辞书修纂人才将高度匮乏。

　　与辞书修纂类似，翻译、古籍整理也面临着无法进入学术评价体系的问题。曾听一位学者说，在职的时候不得不写那些没人看的论文、专著，等退休了，一定要去注释《诗经》《楚辞》，那样自己的名字将伴随经典流传百世。这些基础性的学术工作，难道真的要等到学者熬白了头发才去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