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2月27日，王某到宜宾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投诉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侵犯其知情权，导致其妻曾某产下可能感染艾滋病病毒（HIV）的新生儿。曾某产前初检显示梅毒抗体检测阳性、HIV初筛阳性。宜宾市妇幼保健院也启动了危急报告制度，要求曾某返回复检，但首诊的刘医生拨打曾某的预留电话无法联系到本人。

　　此后曾某到该院历经4名医师检查，均未对首次检验结果进行核实和追踪。最终曾某被确诊为HIV阳性，其所产的女婴被诊断为先天性梅毒、HIV初筛阳性，正在市一医院接受治疗。

　　现在，宜宾市卫生计生委经初步调查认定，宜宾市妇幼保健院对《四川省卫生计生委关于进一步加强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的通知》和《宜宾市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执行不严，管理不到位，妇产科门诊医务人员责任心严重缺失，工作不细致，将根据进一步调查结果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处理。

　　艾滋病感染人数之多和传染的广泛性已经得到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并且提出了若干应对措施。如果按照这些措施执行，孕妇感染艾滋病病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而真正可怕的是对艾滋病的母婴传播干预不力，结果让无辜的新生儿也染上HIV。

　　最新的统计数据表明，2015年全球新增的15万艾滋病儿童有一半是因母婴传播导致的，但是，由于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物治疗，在2010年至2015年之间，全球儿童新发艾滋病人数下降了51%，这要归功于广泛开展的防止母婴传播（MTCT）项目。如果在可能发生HIV感染的各个时期对母亲和孩子进行抗逆转录病毒药物干预，则母婴传播几乎可以完全避免。

　　问题在于，为何宜宾的曾某没有得到防止母婴传播的治疗？现在，宜宾市卫生计生委初步调查的结果是宜宾市妇幼保健院相关医生责任心不强，联系不到病人复检，才造成了后来误把曾某当成正常孕妇看待，没有对曾某进行抗艾滋病的母婴阻断治疗。

　　其实，可怕的问题还在于，为何打孕妇留下的电话号码却联系不到孕妇本人？对此，孕妇的丈夫王先生否认了这一说法，称电话打不通是医院的借口，同时孕妇初检的一部分报告他和妻子也没有拿到。这件事无论怎样调查核实，以及可能走上诉讼程序，都应当搞清楚，才会为未来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提供程序和制度的保证。

　　不过，结合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实际情况，其中有一种可能是，孕妇留下的是空号或错误电话，让医疗机构无法联系。这是恐艾和艾滋病歧视产生的必然结果。人们会对为何染上HIV的原因追根问底并产生种种联想，其中最常见的联想就是认为与性接触有关。尽管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有多种，但这是一种人们最愿意认同的猜想。即便孕妇不是经过这种途径染上HIV的，也会感到跳进黄河也洗不清。既然如此，就干脆先隐瞒真相，把孩子生下来再说，也因此错过了母婴干预的良好时机。

　　不过，即便是孕妇感受到家庭和社会对艾滋病误解的压力，没有留下自己的真实电话，并且孕妇也知道自己的初检结果而故意隐瞒，也不是医疗机构脱责的理由，因为联系不上孕妇还应当有后续的各种措施来查出孕妇是否染上HIV。宜宾同一医疗机构的医生在后续的诊治中都没有对初检检验单进行核实，只是按曾某的口头叙述，对曾某按正常孕产妇进行处理。其实，后面的4位医生只要有一位认真查看初检的检验单就会清楚曾某的情况，并且会让曾某复检，且按HIV阳性孕妇进行干预，从而避免新生儿以及医护人员暴露于HIV。

　　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除了要改进医护人员的粗心大意，以及医院的管理细节不完善、登记信息过于简单、真实性核实不够外，还应当看到，只有以科学的认知纠正社会对艾滋病的偏见，让染上HIV的人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获得诊治，而不会有意隐瞒病情，才会减少疾病传播的几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