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30日，当安徽宿州居民刘永伟被检查出左肾感染时，他就想起自己莫名其妙失踪的右肾。刘永伟去年6月在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胸腔手术，数月后在多家医院检查均被告知“右肾缺如”。“我做胸腔手术，右肾怎么会失踪呢？”（5月5日《新安晚报》）

　　做了个胸腔手术，发现肾没了，这个离奇故事没有出现在电影剧本中，而是活生生的现实。“肾没了”惟有从专业医学角度才能解释，公众只能成为围观者。问题在于，当事人刘永伟做出了一切尝试，试图从专业机构那里去获取答案，但是医院和医患纠纷调解中心采取的是拖延与回避，在身体严重受创后，刘永伟还要背负更多求答案无果的身心俱疲，他真的成为求助无门的人。

　　解决困境其实不难，只要相关机构重视如此违背常理的事件，对刘永伟的求助及时给予专业援助，通过组织专家医生共同会诊，相信谜题很快就能得到破解。但这一最为简单有效的方法却没有被运用。刘永伟目前最大的困境不是肾没了，而是肾没了之后更丧失了作为公民应有的知情权、身体如果真的被人为伤害所应当伸张的诉讼、索赔等后续权利。

　　对于一个人，肾没了的维权通道被堵塞所导致的精神伤害更痛不可触。我们关注肾没了的刘永伟，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的未来而担忧，谁想经历一场手术某个器官就不翼而飞的痛苦与折磨？刘永伟为自己的遭遇而奔走，我们则为了免受同样的恐惧而关注，在此事当中，所有人都彼此构成了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事件背后无法消弭的社会价值。

　　在整个事件中，为其做手术的医院可能没有任何问题，但这无法通过医院自证清白，需要的是客观公众的第三方仲裁。刘永伟需要这样的解释，人们都需要同样的回应，这本可以具备制度性保障，却在派出所和医患调解中心的集体沉默中找不到踪影。“肾没了”缺的不只是一个解释，更是对随着肾没了一同莫名消失的制度监管，公众有太多的不解和质疑。当一个与我们有着同样血肉的人失去了肾，社会对此绝不能漠不关心，负有监管职能的执法者不可以拖着不给解释。我的肾没了，到底由谁来给出解释，是派出所，还是医患调解中心，抑或是其他总是神秘隐身的“有关部门”？这个比追踪肾去向更为重要，关乎每个人遇到伤害时该通过怎样的路径保护自我、也指向法律与医疗作为社会良知与制度底线的公信力几何。

　　刘永伟仍然在为自己失去的肾而苦等，社会也在寻找同样的答案。“肾没了”，这难道是超越医学和法律常识而要永远留存下去的不解之谜么？千千万万个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刘永伟的你和我，都必须等到这个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