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卫计委日前公布首批国家药品价格谈判结果，3种畅销药大幅降价，其中治疗肺癌的英国产药物吉非替尼降价55%，浙江贝达药业的国产抗癌新药埃克替尼降价54%，治疗慢性乙肝的英国产药物替诺福韦酯降价67%.这是我国努力降低药品价格虚高的最新成效之一。

　　国家药品谈判制度是一项重大民生改革举措，旨在通过国务院部委层面出面直接与药企谈判，促成一些昂贵的创新药、专利药降价。去年底，我国首批选择了5家药企启动谈判。据估算，此次3种药品的降价，起码为中国民众节省数百亿元药费，同时有望推动同类药品价格降到合理区间。公众有理由期待，国家药品谈判机制继续为药价去“虚火”作贡献。

　　不能不说，高药价是多年来横亘在我国医疗事业改革大路上的一块巨大“拦路石”。有医药界人士直言，医改“省钱”的最大领域正是虚高药价。4月6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明确表示，要把降低药价作为深化医改的“突破口”。我国药价虚高到了什么程度？作为业内人士，全国人大代表、广西花红药业董事长韦飞燕曾在全国两会上曝出如下惊人之语：“90%以上的药品都有降价空间，价格砍掉50%，一点问题都没有。”而媒体的不断梳理显示，目前市场上的大多数药品零售价高于出厂价十倍数十倍。有医保托底，高药价未必全部构成患者负担，但随着老龄化社会临近，高药价之下的医保支出压力无疑日益加重。我国推行药品招投标制度多年，然而高药价并未根治，不能不说是遗憾。

　　正是国家强力推进改革的决心和民众的热切呼吁，我国推出多种举措降高药价“虚火”。国家药品谈判制度无疑是其中一个借鉴国际经验、尊重市场规律的新举措。然而，要真正撬动高药价的根基，恐怕绝非这一招所能制胜。缠绕在高药价背后的种种利益纠葛，以及体制机制的复杂性，需要得到政府、业界、社会的共同确认，并共同努力应对。

　　一方面，高药价的真正受益者并不完全是药企。虽然药品从出厂到零售价格翻十倍以上并不罕见，但真正的加价是在繁冗的流通环节。另一方面，我们一些控制药价的机制，实施起来却往往事与愿违。比如，一些药品降价进了采购目录后，并不能促成销量的提升。因为，一些囿于以药养医机制的医院往往宁愿择价高者购之。许多药效显著的低价药，不时断供，甚至难以为继，正是这个原因。如何防止医院的逐利机制乃至拿回扣的潜规则成为滋养高药价的有毒土壤，需要深层次的改革举措加以应对。

　　2017年，我国将实现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阶段性目标。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让老百姓看得起病、买得起药、享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我们刻不容缓。全面推进公立医院药品集中采购；建立药品出厂价格信息可追溯机制，推行从生产到流通和从流通到医疗机构各开一次发票的“两票制”，使中间环节加价透明化；允许患者自主选择在医院或零售药店购药；建立常态短缺药品储备制度，增加艾滋病等特殊药物免费供给。惟有多管齐下，高药价才能真正“病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