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提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政领导干部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相关文件的出台，为新形势下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失误问责提供了制度依据。要从规范决策程序、明确问责主体、细化问责内容、开展决策失误评估、严格问责执行方式、加强配套办法制定等六个方面精准发力，联动配合，不断提升党政领导干部决策实效。

规范决策程序

　　在决策目标的选取阶段，要特别注意信息的收集、分析和整理，防止决策信息缺失和决策信息不透明；在决策方案的设计和论证阶段，要建立多种形式的民意调查和反馈机制，要把重大事项向社会公开，广泛调查民情、倾听民意，还要召集相关利益群体的决策听证会，以及专家学者组成的论证会，以预估决策可能带来的风险，提高决策的可行性；在决策实施阶段，要根据形势的变化和相关执行机关信息的反馈，对具体决策事项适时进行修正完善。

　　细化问责内容

　　以往对决策失误问责的规定多存在内容界定不清，范围涵盖不广，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为此，有必要对适用问责的决策失误情况进行明细。比如，可将决策失误进行问责的情形界定为：党政领导干部个人由于盲目随意决策造成失误的，要予以问责；个人专权造成决策失误的，要予以问责；违反决策程序和法律法规规定的，要予以问责；为了追求政绩、急功近利、谋取个人私利导致决策失误的，要进行问责；在集体决策时，提出错误意见的也要进行问责等。让党政干部充分认识到“谁主管，谁负责”“谁决策，谁负责”，避免人人有权、人人不负责现象的出现。

明确问责主体

　　成立问责领导小组。为体现重视，由各地各部门党政一把手担任组长，这个小组主要起到协调和组织的作用，增强决策失误问责工作开展的权威性。

　　成立问责建议机构。这个机构主要由党的纪委（包括合署办公的监察局）的人员组成，工作职能是根据查明的决策失误性质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出具问责意见和建议。

　　成立决策问责执行机构。因为很多党政干部身份的多重性，也就造成追究责任时既有党纪处分，又会有行政处分，严重的还要法纪处理。为此，要综合纪委、人大常委会、检察院和法院的力量进行处理。总之，通过明确责任追究主体，维护其权威地位，加强其进行决策失误问责工作开展的领导力。

　　进行决策失误调查时，问责处理机关还会根据掌握的材料和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向决策失误责任人进行审核，决策失误责任人如果对相关调查结果不满意，或者认为违背事实的，本人还可以就某些事项进行申诉，合理的意见将作为减轻处分的依据，如果没有事实证明评估报告的不当之处，就应该严格按照评估报告进行问责。

　严格问责执行

　　在《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宏观界定的通报、诫勉、组织调整、纪律处分等原则性规定基础上，进一步优化细化。对于那些因客观原因或者过错程度比较轻微的决策者，主要是从批评教育的方式进行处理，如责令作出检查或者公开道歉、通报批评；对于因措施不得当造成决策失误的干部，对其要作出扣除绩效薪金、降级、责令辞职等处罚；对于由主观臆断、谋求私利等原因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要对其进行撤职、赔偿经济损失等惩罚；对于决策失误造成人民生命财产受到较大损失、社会影响极为恶劣、涉及违法犯罪的，还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过对决策失误责任人的严格问责，形成强大威慑气场，使得党政领导干部提高对科学决策的重视，减少决策失误行为的发生。

完善配套办法

　　问责的目的，不仅在于惩戒，更在于强化责任意识，更好推动工作持久高效。对此，应加强配套办法制定，放大问责效应。一是建立被问责干部后续管理使用办法，使其能够更好地吸取经验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发挥聪明才智。二是加快建立操作性强的容错减责免责办法。切实解除一些党政领导干部怕“因公受伤”的后顾之忧。三是高度重视推进依法问责。问责必须沿着法治化道路前进才有出路，才能长久。四是注重问责的系统性建设。当前不少地方和部门的问责力度不够，但是效果却不尽如人意，原因就是问责缺乏体系性、协调性，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当前的监督体制改革、权责体例设计等着手，解决问责的问题，为问责提供制度保障。通过以上努力，真正达到为敢于担当者担当，为敢于负责者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