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于劳动争议，我们并非只有苦等判决被执行的唯一途径。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

　　据媒体报道，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英语教师刘伶利因患癌症而被学校开除一事，近期有了转机。8月22日上午，该学院下发文件，称恢复与刘伶利的劳动关系，同时还作出了一份总额7.2万元的补偿方案。当日晚，该学院又向刘伶利家属作出公开道歉。

　　笔者注意到，因为无法接受被学校开除的处理结果，刘伶利曾于2015年5月向学校所在地的榆中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2015年10月20日，一审法院作出判决，认定：“兰州交通大学博文学院《关于开除刘伶利等同志的决定》无效，双方恢复劳动关系。”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二审判决也维持了一审判决。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刘伶利赢得了判决，但直至其因病去世，也没有等到学校主动执行法院的判决。

　　我国自1982年颁布《民事诉讼法（试行）》之始，即明确授权人民法院对于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人可以采取“训诫、责令具结悔过或者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强制措施。但在司法实践中，上述针对“老赖们”的强制措施却甚少亮剑，以至于让社会公众真切地感到“执行难”。

　　刘伶利的遭遇让人同样看到，赢了官司但得不到执行，最后拿着一纸判决却无奈病逝。

　　法国著名学者米歇尔·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一书中谈到，法律对公众的有效规训，不在于惩罚的严苛程度，而在于惩罚的必然性，即让民众在思维意识中建立“违法必定受到惩罚”的心理联系。在法治已经成为核心执政理念的背景下，当3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在“研究部署破解执行难问题专题会议”上表示要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的时候，现实中却依旧发生刘伶利至死等不到生效判决被执行的悲剧，这不仅损害了司法机关应有的权威性，同时难免动摇民众对政策导向的信任与尊重。

　　如果说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显然，执行就是社会正义最后防线上的最后一个关键环节，它关系到生效判决能否得到实现，它关系到民众的合法权益能否得到及时的保障，它关系到全社会能否形成尊重法律、依法行事的整体心理和社会价值。因此，刘伶利因患癌症而被学校开除，直至去世依旧等不到判决被执行的悲剧，不应止步于赔偿与道歉，我们更应该通过这个悲剧看到民众在当下司法程序中的无奈，期待执行机关能够更加及时、有效地采取法定的强制措施，让推拖、拒绝或者妨碍执行的人放弃侥幸心理，如此才能避免出现第二个刘伶利。

　　此外还要说的是，针对于劳动争议，我们并非只有苦等判决被执行的唯一途径。我国《劳动法》规定，“劳动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遵守劳动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制止，并责令改正”，以便于及时纠正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民事诉讼法》规定，对于“追索赡养费、扶养费、抚育费、抚恤金、医疗费用的，追索劳动报酬的，其他情况紧急的”，可以裁定先予执行。该规定的设立初衷同样是降低违法行为的损害。

　　刘伶利在癌症患病期间被学校开除，对于如此明显的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行为，刘伶利向劳动部门寻求过帮助吗？或者向法院申请过先予执行吗？如果刘伶利曾经试图寻求帮助，那么她遇到了什么样的对待？如果刘伶利不曾寻求帮助，原因是什么？是她不知道有上述法律规定，还是其他原因？

　　刘伶利悲剧的出现，或许并非仅仅是生效判决未得到尊重与执行的孤立问题，其背后反映的还有普法工作，民众法律意识，相关部门的积极履政等一连串的缺失。只要有任何一个环节能够做到“违法必定受到惩罚”，相信都可以提前化解刘伶利悲剧。（作者系北京华沛德权律师事务所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