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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
江红英
//m.auribault.com 2016-07-21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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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精神的生动诠释

《红船》立体封。资料图片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95华诞之际,黄亚洲新作《红船》深深地吸引和感动了我。《红船》的历史画卷自1919年五四运动展开,至1928年井冈山朱毛会师结束。《红船》之所以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染力,主要在于作者将众多党史研究成果,高质量地转化为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真实形象生动地反映了党的诞生史和早期发展史。

  《红船》成功塑造了众多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他们不畏艰难险阻,苦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在阽危板荡中坚毅前行;同时又详细描绘了深受压迫和剥削的普通工农大众代表的生活,如石花与石头姐弟、长辛店工人、安源路矿工人群体、湖南农民群体等,他们为谋求自身解放,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勇敢投身革命,乃至英勇献身。可以说,作者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英雄人物在历史前进中发挥关键性作用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观点贯穿了作品始终。

  作品重点突出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在20世纪初所发挥的“民族灵魂和社会精神支柱与先导”的决定性作用,将“红船精神就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作了生动诠释。

  另外,作品反映出正是有了众多共产党人勇担救国救民的道义、把准时代脉搏的卓识、功成不必在我的胸怀,中国革命的面貌才焕然一新。特别是对13名中共一大代表各自人生轨迹和最终归宿的描绘,发人深思,使人深切地感悟到,在激烈复杂的斗争中砥砺品质并坚定理想信念的重要性。这就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壮大乃至执政的历史必然性。

  一般来说,革命史题材尤其是中共党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容易落入历史概念化、人物脸谱化的俗套,因为党的“红色家谱”政治色彩很浓,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描述和评价必须把握好分寸,因此对艺术性有一定的制约。《红船》却有效摆脱了被历史定势束缚的困顿,通过以人带史、以史塑人的方式,巧妙虚构一定的历史细节,将历史发展的规律隐于背后。

  从情节设计上来看,作品注重联系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环境来阐述历史发展的必然,环环相扣、引人入胜;人物形象的塑造上,通过虚构一定的场景来反映人物的性格,如毛泽东在长沙讲课时让学生站在课桌椅上听课的情景,杨开慧在成亲之日拒不坐轿发表对妇女命运思考的情景,蒋介石在观摩苏联红军战士勇猛冲锋时所受到的冲击和震惊情景等;在心理活动描写上,在反映共产党人先贤们追求真理、寻求革命出路的斗争历程时,对他们复杂的内心世界、艰辛的心路历程进行了细致的描述,鲜明的个性特征在对话中表现得很充分。

  作者海量的史学积淀是作品真实性的有效保证。《红船》中的史实很多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如中共历次代表大会和重要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参会人员、会议主要议题等,这些基本史实如不详细查对核准必然成为硬伤。从《日出东方》到《建党伟业》再到《红船》,作品历经多年多次补充、校改、完善,本身就很好地反映了作者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严谨态度。同时,在评价历史人物功过,不为尊者讳,强调实事求是,这些都在书中得到真实的反映。

  《红船》是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历史,如果不具有雅俗共赏的基本特性,影响面和影响力就会大打折扣。该书通俗性体现在反映日出东方、其道大光的党的创建发展史时,既表现了革命先驱作为时代先锋应有的敢于为信仰献身、百折不挠愈挫愈勇的品质,也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应有的脾气性格、兴趣爱好和喜怒哀乐等人性特点,特别是全书插入了对陈独秀与高君曼、毛泽东与杨开慧、周恩来与邓颖超、瞿秋白与杨之华等的情感生活的描写,将他们的日常生活情趣作了恰到好处的反映,大大增强了人物的血肉感,有效拉近了历史人物与读者之间的距离。

  《红船》这样一部集历史和文学于一体的作品,是献给建党95周年的一份厚礼,虽然展现的历史画面只有10年,但它通过对有血有肉人物形象的塑造和曲折跌宕历史情节的展现,把思想性、艺术性、真实性与通俗性高度融合起来,生动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艰难创建、发展壮大、遇挫不折的历史进程。这部作品深深地打动了我,想必也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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