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往往被人们称为“孔孟之道”，但孔、孟地位，却有差别。孔子为“至圣”，孟子则为“亚圣”，稍低一等。一方面，孟子乃是子思（孔子的孙子）之再传弟子，辈分较低，且本人也只能代表儒学的一个流派，不及孔子有“集大成”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孟子的人格与学说争议较多——部分原因是孟子本人的思辨有相对空疏之处，部分则因为其中不少议论过于锋芒毕露，不符合主流价值观巩固君主权威的需要。这里面一个相当重要的命题是“民贵君轻”，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尽心下》）。

　　《孟子》中类似的内容很多，如：“君有大过则谏, 反复之而不听, 则易位。”（《万章下》）“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梁惠王下》）等等，皆指出统治者如失去民心，则更易政权理所当然。

　　与孟子大致同时代的庄子，虽然亦揭露政治的黑暗，但因“蔽于天而不知人”，未裨世教。孟子则通过“民贵君轻”系列论述，力图对统治者有所制约乃至震慑。

　　一般认为儒家思想重在维护社会秩序，而孟子的这类命题无疑具有一定的冲击力，因此在后世引起过若干争论和演变。这些争议对于我们理解孟子的相关思想及其历史价值，无疑是有帮助的。

一

　　第一次有名的争论发生在汉景帝时期，争论的双方是治《诗经》的大儒辕固与治黄老道家之学的黄生，争论的论题是汤武革命的正当性。

　　辕固支持孟子“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的说法，认为商汤代夏桀、周武诛商纣，原因在于桀、纣的暴政失去民心，因此汤武革命是顺应天命人心而行，具有政权更替的合法性。而站在反面立场的黄生则提出，社会秩序首先呼唤的是上下君臣尊卑有序的等级关系，这种等级关系是一种具有先验合法性的固态，不容颠覆，而汤、武虽具有圣贤之德，但其德行应该以辅佐君主的方式来表现，而不应该选择以下犯上的取而代之，其观念则与黄老之学重因循无为的思想相应。对此，辕固反驳说，如按照黄生的逻辑，以下犯上是没有政治合法性的“弑”，那么汉代秦而兴的这一事实本身也与汤武革命类似，国位来之不当。

　　辩论至此，处于主持地位的汉景帝插言终结了这个话题。汉景帝说，马肝是有毒之物，因此没有吃过马肝，不代表不知道肉味；同样的道理，学者不讨论汤武革命的问题也没有关系。景帝以这样含糊的方式结束了讨论，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本身是一个敏感的政治话题。正如辕固所说，黄生的观点否定了汉高祖代秦建国的合法性；而反过来看，辕固的观点也否认了汉帝国“一统万年”的可能，即当汉帝无道，失去民心的时候，就可以被臣下所颠覆代替，这对于古代的帝王同样也是难以明言接受的。从汉景帝的个人利益角度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说，这个问题无法给出答案。在整个古代社会，这也是相当敏感的话题。

　　尽管从表面上来看，这场辩论并没有分出胜负，但是儒家的地位逐渐上升，并在武帝时取得独尊的地位。从长时段来看，孟子的观点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传统的共识。

二

　　唐代韩愈提出了“道统”说，认为孔子将圣道传递给孟子，至孟子死后近千年则失传。这一说法高度推崇孟子的历史地位。在宋代理学家的提倡下，《孟子》成为“四书”之一，成为宋代以来新儒学尊崇的核心经典。士人提倡“道统”，有与帝王“治统”抗衡的意味，因此历代帝王虽然表面上尊崇儒学，但内心中往往却有所抵触。表现最为显著的，则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对《孟子》一书的严厉打击，这也成为儒学思想和士人精神的一次顿挫。

　　一般认为，元朝统治时期蒙古贵族享有特权，存在明显的民族压迫现象，晚期政治腐败，民不聊生，故朱元璋建立明朝代表了道义的胜利。不过，朱元璋本人系雄猜之主，用严刑峻法控制臣下，通过废相、设锦衣卫等手段加强君主独裁，实质上导致传统政治的倒退。除为政苛刻外，朱元璋还企图在意识形态方面控制对自己不利的思想，主要表现是打压孟子学说。

　　朱元璋读《孟子》，不满于其中对君主不恭敬，曾有“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之言，一度罢黜孟子配享的资格，并且昭告臣下，有敢进谏者即定以大不敬之罪。大臣钱唐冒死进谏，据说以“舆榇自随，袒胸受箭”的激烈方式打动朱元璋，维护了孟子的地位。

　　到洪武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刘三吾删节《孟子》中不利于帝王统治的内容，成《孟子节文》二卷。据统计，《孟子》全文260章，总字数35512字，被《孟子节文》删掉的字数达85章，16659字，占总字数的46.91% 。前文提及涉及“民贵君轻”的章节被全部删除，正可看出朱元璋对《孟子》的敌视态度。除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度设立删书局，意欲根据拜上帝教教义删改四书五经之外，历史上再无类似《孟子节文》的官方行为。

　　朱元璋大兴株连诏狱，又特别删改具有思想锋芒的《孟子》，显然是为其本人独裁举措提供方便的配套行为。朱元璋的政治遗产对后世产生颇多负面影响，明清两代的政治败坏，一定程度上应归咎于朱元璋立国之失当。不过，仅就《孟子节文》来说，此书流传不广，永乐九年即被废除，在历史上影响有限，而随着明社之颠覆，《孟子》一书也随即得到了新的发挥。

三

　　改朝换代总有被贬为“造反”的危险，为说明自己“革命”的正当性，孟子思想其实是相当合适的资源，朱元璋的敏感并没有被清朝帝王延续。清朝为少数民族建立政权，严格地说是“华夷之辨”所抵制的对象。但清兵刚一入关，就颁布诏令说“且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用《孟子》的思想来说明取代明朝的政权合法性，从政治宣传的角度看，其言辞理直气壮，反而令孱弱的南明政权相形见绌。

　　这一时期思想的光芒则在于黄宗羲（1610~1695）的《明夷待访录》。黄宗羲本人乃是明朝遗民，著书立说出自亡国隐痛，但《明夷待访录》中的政治思想却并未局限于明清易代的特殊问题，而是直接承《孟子》“民贵君轻”观念的大制作，故具有更加恒久的思想价值，晚清以降成为政治维新的重要思想资源。

　　《明夷待访录》中最重要的篇目乃《原君》《原臣》数篇，备论君臣的职责，多有精彩论断。《原君》的开头说，君王应该是“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的人。因此，“天下为主，君为客”，君主应服务于天下，以利民为宗旨，而不应以天下为君主的私产。黄宗羲指出，如果君主不明职分，施暴虐之政，那么百姓就理应将君主视为寇仇，诛杀独夫民贼是理所当然之举。他还特别批评朱元璋罢黜孟子的举措，并及于当世统治者的失却人心，足见其立说公正，并不因个人民族观念和政治立场而曲护明朝恶政。《原臣》则旨在为士人立说，言臣子不应成为君主的私人仆役，服务于一家一姓，而应以天下治乱，万民忧乐为念。这些见解虽然均能从《孟子》中找到对应的论述，但黄宗羲无疑在学理上对孟子的学说又有所推进，后世知识人尝试从中发掘现代性，并非无因。

四

　　对于如何评价孟子的“民贵君轻”系列论述，现代学者多有讨论。客观而言，其中所孕育的“民本思想”无疑具有重要正面意义，但距离现代的“民主思想”还有不少差距。因此，有学者指出不应特别高估“民贵君轻”的价值，而应将其看作是中国帝制社会的统治思想，并引及若干帝王言论为据。

　　以笔者看来，这一观点确有理据，但未免过于苛求。

　　首先，以现代政治理念衡量古代政治思想，未免有失偏颇。君主制度相对于民主制度而言为劣，这并无争议；但在相关制度、思想并未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君主制度也自有其历史合理性，不能苛求古人跳出这一框架来进行思考。在这一客观事实的限制下，“民贵君轻”令君主知所制衡，避免极端独裁，当然具有正面效益。与其说“民贵君轻”服务于君主制度，不如说正因“民贵君轻”说未经充分发展，才令其缺乏独立地位。

　　其次，就后世儒者之接受与开新，反观“民贵君轻”说，足见其中确有启迪后世之处。如果缺乏孟子提供的思想资源，《明夷待访录》等著作恐怕无由开展，思想性亦将大打折扣。即仅就抽象的“士人心态”而言，尽管理学家认为孟子人格不及孔子温润含蓄，是其短处；但其中充具英气的个性，其实可看作是士人独立精神的体现，这种永恒的人格气质，由今之眼光观之或许反当在孔子之上。

　　再次，历代帝王虽口头称许“民贵君轻”的价值，但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未必可引以为据，认为帝王真心实意支持“民贵君轻”。如果士人果真持孟子“民贵君轻”之说与帝王抗衡，往往会遭到猜忌乃至迫害，这在历史上具有相当多的例证，足见孟子学说中蕴含有不利于帝王专制的因素，故帝王在实际政治中往往只是装点门面地利用，阳奉阴违。

　　要言之，简单用现代话语解读“民贵君轻”自然不妥；但“民贵君轻”在历史上确有积极意义，而且目前仍是具有现实价值的重要思想因子。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