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三海一体”： 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海洋安全环境

　　笔者在研究中国海权的初期曾把海权置于很高的地位，那是因为当时中国海权处于起步阶段，需要矫枉过正。在笔者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24]和《印度与印度洋——基于中国地缘政治视角》[25]两书中里，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这一立场已有适度回调。在上述两书中，笔者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在陆权和海权的边际地带，制陆权可以反作用于制海权，同样，制海权也可以反作用于制陆权。占据较大版图的制陆权可以在较大范围内影响（反作用）周边的制海权，同样，占据较广阔海域的制海权也可以影响（反作用）制陆权。比如，在印度洋地区，因占领了印度半岛，近代英国在此地区拥有比当代美国更大的制海权；同样，由于拥有广阔海域的制海权，近代英国曾使陆权霸主沙俄帝国多面受敌，疲于应对。马汉（Alfred Mahan）也曾论述过海权与陆权的这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他说：“海权和陆权都不是单独存在的东西，而是彼此相辅相成。就是说，陆上强国也需要推进至海边以利用海洋为己服务，而海上强国也必须以陆地为依托并控制其上的居民。”[26]“但他并没有从整体予以强调，更没有形成理论概括，出于是美国国情的需要，马汉更多强调的是远海。

　　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告诉我们，尽管中国海权起步较晚，但自然条件相对于英国和美国还是有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东接西北太平洋、南近北印度洋，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致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两海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西方国家因距离印度洋太远，因此产生了“岛屿链”思维，但这实属无奈之举，这是因为，最有效的制海权一般都有依托大陆板块的条件，并由此获得可持续的巨量资源跟进。而在远海建立岛屿链则需要巨大的资源支持，英国和美国要控制或占领印度洋，而首先从大西洋经过地中海和太平洋过来，而中国进入印度洋遑论太平洋则可就近直达，如果中南半岛国家同中国建立了紧密合作的关系，则中国可将在该地区更占主动。这种地缘政治中的大陆板块优势，使得中国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所认为的海权不足。有利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处理海洋事务中远比西方国家有更从容的时间。

　　然而，尽管中国接海面积巨大，但能从海上深入中原的地段却不多。中世纪和近代对中国政治冲击最大的蒙古人和英国人，他们都试图从西南方向进入中原，但因地形的原因，他们都没有成功。英国人只能从沿海东进。东进南海后，中国东南山地使他们不得不继续北上由东海入侵中国。这说明，台湾海峡以北的“东海—黄海”海域是中国海洋防御中最脆弱的地带。

　　有人认为，印度对中国安全构成了重大威胁，事实并非如此。当前的中印实控线在毛主席时代就已稳定下来，而且受到喜马拉雅山地形的影响，中国和印度（以1950年印度共和国成立后的版图为限）在千余年的历史中几乎没有发生过战争——仅在1962年发生过历时月余的边境冲突。现在一些同志不理解1962年打过去为什么不占领，这是因为地理条件不允许。在海拔四五千米的西藏高原上我们的资源难以形成大规模的持续顺畅的调度，由北而南居高临下的地形可使大部队一泻千里地进去，却不能自由地顺利返回，更不能持久地占领。正因此，当年亚历山大和成吉思汗打到印度河都放弃南下进入印度平原，理解了这一点——如果再能重温一下三国时曹操占领汉中又主动撤回秦岭一线的经验——也就理解了1962年中国军队打入藏南又迅速撤回固守和原因。

　　黄海、东海和南海事实上是一个整体。历史经验表明，黄海动则台海动，而台海动则中国动，而中国动则东亚动。近代以来，远东均势格局决定性的转折———比如1895年的甲午海战和1950年的朝鲜战争———都是从黄海开始的。对此，日本军事历史学者司马辽太郎解释说，他说：“谁控制了黄海，谁就主导了在东北亚大陆说话的话语权。”[27]

　　中国加强在黄海的战略力量的目的在于从侧翼保护台湾地区，因为如前所述，对台湾地区安全具有颠覆性的危险来自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台湾海峡是西北太平洋海权的关键环节，中国国土东界应在台湾地区的东海岸。中国实现台海统一后，制海范围就可直推至台湾地区以东的深海区，并对台湾地区以北的宫古海峡和南边的巴士海峡施加影响。如此，中国黄海、东海和南海的海上国防力量就可以形成合力，并使中国海南岛、台湾岛和辽东半岛得以联动，形成“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28]之势。因此，唯有将黄海、东海和南海视为一体并使之相互呼应，长期拖延的南海主权问题才能得到顺利解决。照此逻辑，从“三海一体”的视角看，在不太远的将来，将并排于东部海域东海、南海、北海三大舰队合成一体并编为“西太平洋舰队”，实属必要。

　　在海上作战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至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以想像的事。台湾回归祖国意味着中国有效的安全边界真正推至西太平洋深海海域，有了深海，中国的核潜艇才可发挥终极反击作用，中国航母建设才能大步向前迈进，中国大陆的经济建设成果才能得到有效保卫。

　　朝鲜半岛位于中国黄海的北翼，而黄海的安危事关东海的稳定乃至中国台湾的安全，台湾的安危更是事关中国在西北太平洋的海上安全。如果将中国大陆沿岸和西北太平洋衔接的“三海”（黄海、东海、南海）视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我们就会发现，辽东半岛犹如人的肩膀，黄海犹如连接肩膀的上臂，南海部分则相当于下臂，海南岛相当于手掌，而位于东海的台湾地区则是连接和联动上下臂的肘关节。黄海失，则台湾地区不保；台湾地区局势失控，中国在南海就不能持续发力。由此，台湾地区就成了中国在西北太平洋制海权有效发挥的关键环节。

　　在台湾海峡南北两段中，北面是中国贯通西北太平洋制海权的主要矛盾所在，而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则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不管是对日本还是对中国而言，控制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就接近控制了台湾地区，而控制了台湾地区，也就控制了沿中国海岸的西北太平洋的制海权的关键环节。台湾回归是实现西太制海权的关键；鉴于日本对台湾野心不死，东海黄海一线是解决台湾的关键区域，其中钓鱼列岛的主权回归则是破局的关键环节。

　　“中国是亚洲的重心”[29]，而台湾是远东南下北上的海上枢纽。从需求上说，美国用于遏制中国的所谓“第一链条”以西即靠近中国海区属浅水海域，而核潜艇只有在深海隐蔽的条件下才可能实施二次反击，显然，突破“第一链条”，实现台湾回归祖国，对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30]的伟大目标具有越来越迫切的意义。国防新常态应当包括台湾回归祖的安排。

　　现在人们常说在新的起点上与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新的起点当然应该包括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最起码的地缘政治及海上安全环境安排：“三海”安全牵涉中国实现“两个一百年”最低的安全环境，如果台湾问题能够解决，“三海一体”也就顺理成章了。南海舰队和东海舰队通过台湾地区的连接就可从容地进入太平洋并实现台海的最终统一。当前，美国和日本放缓了在东海的炒作，因为它们需要南海的局势更加复杂化，以使美国增加盟友，日本也希望将中国的力量牵制在南海，在增加其盟友的同时还可减轻它无法负担的东海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