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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一门新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应该遵循哪条道路进行研究呢？走“第一条道路”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对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感性具体进行抽象概括。走“第二条道路”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指导，处理好思维抽象与思维具体的关系。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政治经济学有两条研究路径：“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第一条道路是对现实存在的具体的经济现象进行分析，从中找出最基本、最简单的东西，最后形成基本概念及范畴，被概括为“从具体到抽象”。第二条道路是从简单的抽象概念上升到复杂的具体概念的过程，被概括为“从抽象到具体”，其起点是第一条道路上作为终点的抽象，其终点的具体不再是感性的具体，而是思维具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经典学说从构建理论体系、理论观点出发，采用了“第一条道路”，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以经典理论为指引，基于特定的发展条件，实际上更多遵循的是“第二条道路”。作为一门新的学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究竟应该遵循哪条道路进行研究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第一条道路”

　　马克思认为“第二道路”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科学的方法，这是不是意味着“第一条道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不重要呢？并非如此。马克思之所以这样认为是有原因的。在马克思看来，“第一条道路”是经济学产生时期在历史上走过的路，它的研究是从已经形成的概念如分工、货币、价值等出发形成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经济学说，理论目的是为了获得具有丰富规定性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为了创造空洞的抽象概念和范畴，因此对于马克思的研究来说，“第一条道路”是研究基础，“第二条道路”才是其研究重点和突破之处。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在这个新的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等，这是以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曾遇到的问题。从这一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形成应该从变化了的时代条件和实践出发，既要从马克思主义原理中寻找对这些已经出现及将要产生的新问题进行阐释，又要能够对新的实践提炼出新的范畴及概念以便进行理论说明，这可以说是“从具体到抽象”的提升过程。

　　走“第一条道路”过程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从时代条件出发，立足我国国情，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所呈现出来的丰富的感性具体进行抽象概括，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化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从而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第二条道路”

　　从学科性质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具体的特殊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当前大部分的研究路径实际上是遵循了“第二条道路”。但是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应当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方法论的统一，两者缺一不可。如果只强调方法论而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则会偏离马克思主义核心观点；反之，如果只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则会出现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等错误，会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代表苏联模式的传统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中过度囿于经典理论观点，忽视马克思主义历史、辩证的方法论指导，最终使社会主义实践走入死胡同。

　　因此，在坚持“第二条道路”时，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为指导，处理好思维抽象与思维具体的关系。首先，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抽象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形成体现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其次，坚持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同时又是综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丰富规定性的概念、范畴和原理，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质。再次，坚持变化发展的观点。人类社会要经历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是静止的社会形态，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过程中的经济社会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需要反映出这种变化的过程。

在“两条道路”的结合中创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总是处于发展变化中，人们生产和交换的条件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各不相同，基于理论研究进度和实践发展成熟度，可能采用的研究道路可以各有侧重。如，经济学说史上德国历史学派先驱李斯特创建以德国经济作为研究对象的国民经济理论，跳出古典经济学自由主义思想的束缚，从本国国情出发提出解决本国幼稚产业发展问题的早期干预经济理论体系。另如，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生活在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建立初期，他的研究任务既要揭示初现端倪的资本主义内部生理结构，同时又要为前所未有的复杂现实问题寻找思想和理论的指导。因此，他既写作基于社会发展角度的《道德情操论》，来高度概括资本主义的一般价值观，同时，又在《国富论》中，详尽阐述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观点和方法。可以说，如果按照“两条道路”进行研究区分的话，亚当·斯密采用了并存法。

　　当前，我国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代经济学以及产生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实践的政策经验等三套概念、范畴体系，对于这些已有的概念范畴，应区分哪些具有最一般的抽象性，哪些仅用于一定社会形态要被新的实践所淘汰，哪些仍能适用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实践，要将那些仍适用于当前经济实践的概念范畴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整个逻辑体系当中。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了新时代，从富起来到强起来，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进入全面现代化新征程，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丰富的土壤和浓厚的营养。因此，创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将“两条道路”结合起来，既坚持“第一条道路”，同时也要走“第二条条道路”，真正走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充分发展道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一方面由于当前需要确立中国经济理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而理论创建初期首先需要有一套有机联系的概念、范畴和原理来构成系统化的理论体系，所以现阶段坚持“第一条道路”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使其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灵魂。另一方面，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实践中出现了诸如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公有资本等概念和范畴，这些概念和范畴都是马克思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中没有出现过的。因此，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抽象概括出能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基本概念、基本范畴，形成系统化理论化的经济学说，用“第二条道路”紧跟生动的社会实践，发展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