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这从文艺与生活的审美关系论述了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

　　文艺创作的具体方法和手法应该百花齐放、异彩纷呈，不能“定于一尊”。现实主义创作是文学艺术的主潮，但完全可以对其它各种创作方法加以批判地吸收，以丰富充实现实主义的艺术宝库

　　三个瓶颈束缚文艺攀登高峰：缺少生活，作品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缺少情怀，作品缺乏崇高之美和思想的穿透力；缺少功力，学养不足，作品中知识性、常识性的错误俯拾皆是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文艺界讨论最热烈、最集中的话题就是如何使当代文艺创作由“高原”走向“高峰”。当然，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出多方面的努力，但对作家、艺术家来说，弘扬现实主义精神，促进文艺创作沿着“广阔的道路”（秦兆阳语）前进，显然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

　　准确理解现实主义本质

　　现实主义，通常有以下几种理解。从创作精神上加以理解，指的是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审美关系，即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从这层意义上理解文艺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即现实主义精神，一切文艺作品都概莫能外。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倡导“现实主义精神”，并深刻指出：“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也是从文艺与生活的关系来论述现实主义的精神实质的。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还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的结合”。对现实主义创作来说，其“观念”所指正是文艺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其“手段”则是现实主义特有的创作方法与手法。众所周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般特征可以表述为“对现实关系的真实描写”“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要按照生活本身的逻辑、采用生活本身的样式反映生活，等等。

　　对于社会主义文艺所采用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来说，则还有更高的要求，即：“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里最本质的要求和最大的亮点就是“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描写现实，并体现出社会主义精神。这是社会主义文艺之前的现实主义作家所不可能达到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同志明确提出“我们是主张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这和他16年后提倡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

　　对于现实主义还可以从创作潮流上加以理解。几千年来的中外文学史证明，现实主义始终是文学创作的主潮。中国明清之际以《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为代表的古代现实主义，与欧洲19世纪的一大批批判现实主义巨著，双峰并峙，是社会主义文艺之前的文学最高成就，至今依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具有不朽的艺术生命力。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提及的古今中外名著中，现实主义作品占了大部分。

　　现实主义创作生命力强大

　　现实主义的创作潮流一直奔腾向前，但它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苏联受到摧毁性打击。当新中国的历史进入80年代前半期，人们对新中国“十七年文学”和“文革”期间的文艺创作进行了总结和反思，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论者却把对现实主义“定于一尊”的教条式、简单化的理解，归咎于现实主义理论和创作本身，再加上“八五”新潮中西方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创作观念和方法的纷至沓来和猛烈冲击，现实主义“过时论”的悲观论调一时甚嚣尘上。

　　然而，经过若干年的沉淀之后，创作于80年代上半期文学新潮汹涌中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却逆袭成功。这部堪称范例的现实主义作品在备受冷落之后，被公认为新时期文学艺术最耀眼、最成功的成就，由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至今仍广受欢迎。近年来，有些论者也对自己当年对这部小说的“看走眼”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不少当年热衷于“新潮”的作家也重新回归到了现实主义创作的门下。这的确是当代文学史上一个值得认真总结和郑重思考的文学课题。它充分说明了真正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强大生命力。

　　王蒙八九十年代对“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等现代派理念与技巧进行了许多“先锋试验”，但最有影响、最为广大读者认同的仍然是他创作于五六十年代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青春万岁》，以及反映新疆伊犁地区少数民族生活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后者创作于“文革”期间，去年刚刚获得茅盾文学奖，被戏称为“出土文物”。这几部小说都是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雷达在评论《这边风景》时说：“若从创作方法的角度看，又可发现，坚持现实主义精神是它葆有新鲜感的一个原因，现实主义的要义是忠于生活，是追求生活的真实性与深刻性。”这是颇有见地的。

　　当然，我们在强调现实主义创作的生命力及其取得的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指出从文艺创作的具体方法、手段来说，各种创作方法、手法应该是百花齐放、异彩纷呈的，确实不能“定于一尊”。对于现实主义创作来说，它完全可以对各种创作方法加以批判地吸收，以丰富和充实现实主义的艺术宝库。

　　当前创作存在三个瓶颈

　　基于我们对于现实主义创作理论与实践的了解，以此观察当下的文艺现象，我认为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不足，或者说存在三个束缚文艺攀登高峰的瓶颈。

　　一是生活不足。习近平同志在与艺术家的交谈中，问到当前文艺最突出的问题是什么，大家不约而同地说了两个字：浮躁。这真是一语中的。所谓“浮躁”，说穿了就是没有“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缺少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这样一来，文艺创作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哪有出精品、攀高峰可言？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特别号召，要以现实主义大作家柳青为榜样。当年柳青定居在陕西黄甫村，蹲点14年，集中精力创作《创业史》。正因为他对陕西关中农民生活有深入的了解，所以笔下人物才那样栩栩如生。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刚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就能立即判断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试问，我们的当代作家有多少能够像柳青这样，长期在农村“蹲点”“定居”，与农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而在当年，像柳青这样的作家却比比皆是——赵树理、马烽、周立波、杜鹏程、王汶石等诸多文学前辈何尝不是如此？

　　由于缺少生活，有些作家就只好胡编乱造，做无米之炊，也有的人到故纸堆中讨生活，美其名曰创作历史题材，但恰恰又缺乏足够的历史准备，终究使作品左支右绌。还有的不顾自身的“资质”，打起改编名著的主意，但结果却是志大才疏，把经典名著搞得面目全非。也有的作家似乎关注现实生活，却不去人民生活的深厚源泉中发现美、创造美，而是急功近利，一味地追求票房和销量，投一部分人所好地进行“配方”式生产，也就是习近平同志指出的“机械化生产”和“快餐式消费”。

　　二是“精神”不足。习近平同志指出：“应该用现实主义精神和浪漫主义情怀观照现实生活，用光明驱散黑暗，用美善战胜丑恶，让人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文学史证明，不仅浪漫主义强调理想，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也必然渗透和闪烁着理想之光。现实主义之所以高于自然主义，《红楼梦》之所以高于《金瓶梅》，就在于曹雪芹善于“从生活的散文中提炼出诗来”，有着进步的启蒙思想和高洁的审美追求。

　　当下有些作品缺乏的正是信仰之美、崇高之美，缺乏“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洞察历史大趋势，表达人民的美好愿望与热烈追求的能力。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尖锐指出：“调侃崇高”“是非不分，善恶不辨，以丑为美”“把作品当作追逐利益的‘摇钱树’，当作感官刺激的‘摇头丸’”，如此触目惊心的不良现象，就是因为有些文艺工作者缺乏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审美理想所致。

　　缺乏“精神”和“情怀”，还表现为不具备理论高度和辩证思维，缺少思想的穿透力和艺术的概括力。有些作家也写现实生活，但不辨现象和本质、不分主流和支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过度渲染阴暗面。他们有时也写底层民众，但往往是抱着搜奇猎艳或悲天悯人的贵族心态去俯视“芸芸众生”，而不是把人民群众当成社会前进的动力和历史的创造者，去努力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形象。这样的作品，必然与现实主义的要求渐行渐远，南其辕而北其辙。

　　三是功力不足。习近平同志指出，“文艺工作者要自觉坚守艺术理想，不断提高学养、涵养、修养，加强思想积累、知识储备、文化修养、艺术训练”。综观古今中外历史上的伟大作家，哪个不是德、才、识兼备？曹雪芹和鲁迅，是人们最熟悉、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我们的不少作家作品不仅缺乏思想高度、生活积淀和必需的学养，甚至知识性、常识性的错误俯拾皆是。为文不讲语法，又输文采，这又何以攀登文艺高峰？

　　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特意引用了恩格斯在论述欧洲文艺复兴运动时的一段话：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这是希望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我们也能产生这样的文化巨人。

　　毫无疑问，伟大的时代理应有这样的文化巨人与之相匹配。但是，仅就我们的现当代文化艺术来说，继鲁迅之后，历史新时期的文化巨人又何时才能出现？（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原总编辑）